孔令侃荒唐事：扬言要跟亲舅舅宋子文当连襟

　　年长她九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家中的厨师老周很是同情这个缺少母爱的孩子，一次挑水时他指着远方悄悄地告诉母亲：“你的家在那边……”井台虽高，但母亲看不见;话语虽明，但母亲听不懂。她只知道自己是从张太太家抱回来的，她把那里当成了最温暖的地方。

　　年长她九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在一起长大。她有一个洋娃娃，眼睛可以一睁一闭的，可能是她家的什么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吧，这于当年来说，真是稀罕物了。”母亲的回忆充满了甜蜜，而我也似乎看见了一对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如何编织着自己的童年美梦。我问母亲，你们去谁家的时间多?她回答道：“满怡的哥哥和姐姐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小妹妹，我更喜欢到他们家里去玩。三姐乐怡尤其疼我，知道她要出嫁了，我和满怡兴高采烈地为她唱歌祝福。”

　　九江儒励女中附属小学位于美丽的甘棠湖畔，母亲与满怡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若论名气，它于当年也算得上是所响当当的“重点学校”了，但是“硬件”稍许欠缺，比如说晚间经常停电，只能靠蜡烛来照明了。满怡的家人不愿委屈了这个最小的女儿，六年级还没毕业，便为她办理了转学手续，追随其哥哥姐姐一起去了上海。

　　母亲讲到这里时，眼角渗出了泪珠：“分别时我们都依依不舍，满怡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用网兜套着，挂在脖子上，这在当年也算是一件极其高档的礼物了!”……外祖父知道后，硬是强迫母亲退还回去，这时的他虽然已经当选为九江市的商会会长，但是在有着非凡背景的张家面前，还是略逊一筹，他不能丢这个面子。满怡不高兴了，她重新将那支配有网套的自来水笔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看见它，就想起我;想起我，就用它来给我写信!”

　　从此以后，两个小姑娘便靠着书信来传达相互的思念了。满怡说，她天天盼着寒暑假，为的是可以回到九江;母亲说，她天天盼着邮递员，为的是可以读到朋友的心声……直到有一天——亦即孔家大少爷厚颜无耻地上演了那出“逼婚”戏，满怡这才不得不跑到国外去躲避，母亲和她也因此而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通过宋子文与在美的满怡取得了联系

　　我以为母亲与满怡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不料更精彩的还在后边。母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开始激动了——“抗战期间我逃难到重庆，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时，想起了远在美国读书的满怡，于是壮着胆子写了一封信。不承想她回信了，还寄来了10美元。她说她正在读书，手头没有更多的钱，请我原谅。”母亲定睛地看着窗外，沉浸在绵绵的回忆之中。这时的我却因为这意外的惊讶而几乎无语了——不是为了那10美元，而是为了这封信!战争固然残酷，生活固然艰辛，但此时的母亲完全可以开口向自己的父母求援，但她没有，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她与他们断绝了来往;这时的母亲也完全可以开口向自己的夫婿求助，但她同样没有，为了逃脱包办婚姻，她与他彻底决裂了。

　　我感动于母亲对满怡的信任，更感动于满怡对母亲的情谊。但是又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缠绕住了我：她们之间是怎么取得联系的?那毕竟是战争年代，而且没有详细的地址。不承想母亲的回答是：“通过宋子文。——我把信送到国民政府，请宋子文转交，他不仅将我的信转到了美国，而且也将满怡的回信转给了我。”

　　我无法想像母亲是怎样找到宋子文的，但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什么母亲从来不对人讲这段往事，甚至包括我的父亲。在那段曾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过来人都深深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保护他人;更何况这是属于谈虎色变的“历史人物”和“政治问题”，避之犹恐不及，遑论“大肆张扬”哉?但是，母亲为什么在晚年之时又要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我明白了，这是她心中的一个情结：她珍惜这段友情，更珍惜这段过去;在她的心目中，宋子文就是宋子文——他是满怡的三姐夫，是自己最最要好的朋友的姐夫。那是后来，母亲不知从哪儿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宋子文是在吃饭时噎死的。看着她眼中流露出的关切，我心头一阵发热，却什么话也没有说。

　　母亲与满怡的又一次见面

　　窗外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去，我与母亲的谈话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还是不尽兴，又继续追问道：“你与满怡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母亲沉思了一下，又讲起了她们二人间的最后一段故事：

　　“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上海。一天突然接到满怡的电话，说她也回国了，非常想见我，约我到永安公司的‘七重天’去见面。她的丈夫郭琳爽是永安公司的经理。我去了，是空着手去的。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后悔，那时没有钱啊，最起码也该买个花篮吧。结果，倒是她送我了不少衣料，在座的还有她的三姐乐怡和四姐德怡……”60多年前的场景竟然历历在目，她详细地讲述了每个人的衣着和打扮，甚至相聚时所坐的位置：三姐坐在窗户前，四姐坐在门旁边……母亲眼角的泪珠终于滴落了下来，我则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心跳。

　　那天的晚上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她在感谢我——感谢我给了她一吐为快的“机会”，让她倾泻出了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而我望着她花白的头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1985年的秋天，母亲随父亲去重庆开会。返程途中轮船停靠在九江码头，她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岸。她于晨曦中眺望着远方，眺望着她的故乡。她说她哭了，年近七旬的她流了许多眼泪。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当时的心情：她的泪水是为她的父母而流，毕竟是他们将她抚养大;但她的泪水更多的是为她的童年——她曾经拥有过的充满友情与友爱的童年而流，她在思念她的闺中密友，还有那段亲密无间的日子。

　　在与母亲的这次谈话后不多久，我写了一篇小文《一段历史的“补白”》，交北京《团结报》发表。在结尾处我写道：“我想知道，这位张满怡女士是否还健在;我更想代表母亲向她及其全家问好，真希望二位老人能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母亲毕竟是从张家抱回来的，她忘不了那个会闭上眼睛的洋娃娃，它为幼时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她更忘不了战火纷飞中的那张10美元的钞票，它为饔飧不继的母亲着实地救了一把急……”

　　母亲读完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不明白，我真正感念的不是这些，而是张家的父母，他们一点也不‘重男轻女’，五个女儿全都读完了大学——这在当年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赧然了，我最终还是没能真正读懂母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