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生忆骑自行车南下宣传抗日
二
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南下
国民党当局慑于学生运动的崛起，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当时，我们一些观点相近的同学高原、罗清、凌则之、钱伟长等感到，不能让运动沉寂下去。要想扩大影响，坚持下去，就得像俄国革命前夕那样，“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这实际上也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决定南下扩大抗日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播撒抗日思想的火种。但“一二·一六”以后，南下列车停开了，平汉、津浦沿线戒备森严，还是骑自行车机动灵活，可以避开围堵，在沿途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1935年12月20日前后，北平学生积极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我们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先遣车队征求队员。钱伟长同学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和知名运动员，在学校里颇有影响，大家就一致推他领衔。海报贴出后，许多同学要求参加。
12月24日，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会上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一致推举校足球队队员、体魄健壮的高葆琦为队长;推举气象系的裴崑山任后勤总务;我这个唯一的女同学，校球队运动员管医护。
25日清晨，我们这支由不同年级同学组成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齐集到学校大礼堂前。大家有的背着军用水壶，有的斜挎着军毯，虽说都是简装打扮，但服式和色彩各异，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偏偏老裴又戴了一顶礼帽，更惹人发笑，联系到他管总务，大家就戏称他“裴老板”。他那花了12块钱买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乱响。大家说：“你这老西儿(山西人)，这破车怎么行?”他倒挺自信：“到路上，你们看我的!”
临出发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叶企荪院长和校办秘书长沈履先生都前来参加送行。梅校长讲话，首先表示不赞成我们南下，但“一定要去嘛，我也拦不住你们，只是路上要小心”。据说在车队走后，梅校长还给南京政府教育部发了一封“车队已出发，劝阻无效”的电报。
许多同学赶来送行，以壮行色。有的同学脱下自己的皮手套，有的脱下厚棉鞋，不容分说地给我们换上，谢和声同学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硬给曹国枢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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