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员参观延安后得出结论让蒋介石震撼

 

  到延安看清国共底牌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

 

  徐佛观作为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与前几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当刮目相看。

 

  这期间,正是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正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他将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他在延安看到的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作对比,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国民党依靠堡长抓丁拉夫;中共与老百姓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人心向背。在他看来,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秋后“醉蟹”,虽然“铁甲长戈”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又有心“补天”的清醒者,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他不能不管,在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认真阅读中共二大纲领,并与国民党一大纲领相对照,两党目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也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徐佛观认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为此,徐佛观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徐佛观通过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做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

 

  通过上述分析,徐佛观诊脉国民党的症状是“半身不遂”。他说,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所以徐佛观的结论认为,抗战以来,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而中共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对于这种严重危机,他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观的脑海里浮现出半年前,正是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徐佛观大声疾呼:“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

 

  这个观点,对于执掌国民党的蒋介石极其重要。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蒋介石看来,徐佛观指出的问题,正是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深深震撼蒋介石的心灵,也为他朦胧的意识挑高一盏希望的光亮,尽管有些渺茫,但似乎有解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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