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陈云秘密离队是执行什么任务？

　　登启事给周恩来报平安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惊，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的钦佩，同时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感到担忧。

　　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胡公著先生的忧虑和担心，陈云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的确很紧张，蒋介石惟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严加防范。他还在成都市区增加了许多岗哨，任何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整个成都已经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深知成都实在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陈云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

　　一次次躲过叛徒告密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个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个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震”，早就令那些叛变的特务闻“名”丧胆了。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教训。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不宜久留。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

　　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