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为何不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习惯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做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到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这是因为当时整个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阿Q或者阿Q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但这个很难解决。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只能寻求多赢，而不可能一家独赢。

　　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动，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中性也好，和中间道路、中间思想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情。辛亥革命很幸运，三派力量都没有足够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们坐下来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他们的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5条协议就决定了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

　　第二条，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际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

　　第三条，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账，所以他们特意要写上这一条。

　　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秩序。

　　第五条，优待清廷。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以武力逼宫，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