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员参观延安后得何结论让蒋介石震撼

　　到延安看清国共底牌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

　　徐佛观作为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与前几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当刮目相看。

　　这期间，正是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正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他将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他在延安看到的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作对比，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国民党依靠堡长抓丁拉夫;中共与老百姓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人心向背。在他看来，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秋后“醉蟹”，虽然“铁甲长戈”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又有心“补天”的清醒者，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他不能不管，在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认真阅读中共二大纲领，并与国民党一大纲领相对照，两党目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也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徐佛观认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为此，徐佛观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