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教育部官员批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说法

　　1950年8月1日，哲学家冯友兰在《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上发表题为《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的文章，目的是歌颂新社会和新教育的伟大，但文章发表后，随即受到时任教育部师范司司长、《人民教育》总编柳湜的批评。柳湜的矛头直指冯文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冯友兰觉得还有话要说，又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与柳文商榷。

　　从冯友兰的一生看，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应帝王”的意识让其分别在1940年代和1949年后，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以致为后人所诟病。柳湜作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当然也不赞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这二位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之人，又为何要为“为学术而学术”争论呢?这要从冯友兰的文章说起。

　　冯友兰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将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归纳成“为作官”、“为学术而学术”和“为人民服务”三个阶段。冯友兰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在他看来，从“为己之学”的“为学术而学术”到“为大多数而学术”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三阶段，就是三部曲，到了“为人民服务”达到了最高音部了。话虽然这么说，冯友兰毕竟是为学之人，亦深得“为学术而学术”其中之三昧，文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浪漫，他说：“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以为研究学术需要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他们认为研究学术是社会上最清高的事业。他们的理想人物，是一个人，照看他的性之所近，或兴趣之所在，研究他所喜欢研究的东西。他好像是古代的高人隐士。不过他不隐于山林，而隐于实验室或图书室。只要他能继续他的研究，他可以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不闻不问。乐得‘君乎既弃世，世亦弃君乎’”。

　　表面上看，是冯友兰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肯定刺痛了柳湜的神经。作为革命理论工作者，柳湜秉持的是政治原则或党性原则，当然不可能同意“为学术而学术”。他在题为《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读“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以后》的批评文章中，也确实指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妥。但其实，柳湜批评的并不止于一句话或一种学风，他要冲破和剥夺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且被国家高教委批示要“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冯友兰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占有权和解释权。如果说，这也只是言外之意的话，那么将这个“言外之意”落实到具体，便是他反感于冯友兰在肯定“为学术而学术”这个阶段的进步性时，对同为“五四”传人的左翼知识分子、革命学生和革命者的忽视。

　　柳湜说，冯友兰只注意到“五四”时期的一小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更多的行动者和革命者。这后一部分人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们才是当时历史的“生力军”。他还以延安时期过来人的身份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并非是冯友兰所说的“新事物”，它是与中国革命分不开的，从1942年在整风运动时就开始了，是解放区的新学风。柳湜没有说，他自己在30年代就在提倡和论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

　　冯友兰答柳湜的文章《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刊登在一个月后出版的《人民教育》第1卷第5期上。冯友兰在1949年后与人商榷的文章有一个惯例，就是总是先肯定对方政治上的正确，然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不过，此时冯友兰的处境显然没有以后几年那么艰难，所以凭着名学者的底气，他还是坚持认为，他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那个阶段是有价值的，当然他是说，有历史价值，当下则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如果联想到第一篇文章里的话，便不难理解冯友兰为何要为“为学术而学术”辩护了。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冯友兰说，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相对“五四”以前的学风来说，是一个进步。现在国内，年龄五六十岁，在研究上有成就的人，大概都受这个学风影响。冯友兰时年55周岁，他显然是将自己放在了“年龄五六十岁”的一代中，他是在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价值和历史贡献进行辩护。

　　当然，冯友兰的复杂之处在于，他虽然一生与国共两党都有瓜葛，内心中却并非真的愿意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他认为，哲学家是解释世界，政治家是改造世界，二者根本上是有分工的。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也体现在《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中。不过，这次冯友兰没有用自己的话，而是借用了严复的话来作铺垫。他引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的话说：“汽机兵械之伦，皆其(西洋)形下之粗迹。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其命脉之所在，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也就是说，学术的最高目的是“求真”，“为学术而学术”实在是“为真理而学术”。这个目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方面的。

　　按照冯友兰的意思，50年代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却偏于实践时，“为学术而学术”仍可以批判地接受。因为“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急躁短视病，因而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现在看，这个说法虽是冯友兰的一贯所想，却明显不合时宜。不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以“无用为大用”的说法，至今还为人文学者不断论说，只不过不是以冯友兰的名义，而仿佛是自己的“发明”。

　　柳湜没有再回应冯友兰。一年后，他在一篇相当于《人民教育》杂志“编者按”的文章里说，欢迎教育批评文章，但他强调说，要防止纯粹的学术批评，特别是学院式的批评，他号召进行群众性的教育批评(参见《关于教育批评工作》，《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12月1日)。这也许算是一种不是回应的回应吧。

　　正像某个著名电视节目中有所谓“权力反转”一样，历史有时候也会“角色倒置”。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柳湜被认定为“教育部反党集团”的头子，成了“右派”，并且在十年后的“文革”期间遭严刑逼供致死。而冯友兰却参加了批判右派的运动，在“文革”中成了“极左”的“梁效”写作组的成员。至于这个50年代罕见的有关“为学术而学术”争论，自然也湮没在政治运动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