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粗话”为何总爱用屁字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砖砌小径，约数十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就显得它比东、西、南房高了不少，于是显露出了正房的气魄。踏上数步台阶抬头向上望去，只见双开门的横门框的上方也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彩涂的三个大字：

　　“紫云轩”

　　我心中暗道：好一个含蓄、典雅的“紫云轩”呀!在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唐朝诗人李贺咏端砚的一首诗来，那诗的首联是：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从挂着“紫云轩”门匾的大门走进去，这里也是用了一间房子作为过厅的，过厅的东西两墙上相对着各开一个门，即北方人讲的一明两暗的格式。王振海把我带到了东侧的门里，他便马上退走了，这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毛泽东身穿旧的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他见我走了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面东侧的书堆上，毛泽东移动了一下丰满的躯体，将上半身向床头靠了一下，变成了半坐的姿势，面对着我斜靠在床头上，用手示意我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这样面对着面便于他对我说话了。毛泽东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了一支香烟，用火柴燃点后，便很有滋味地深吸了一口，用手晃灭了的火柴捧放在了床头桌上的茶色玻璃的烟灰缸内，然后，让残烟任其自然地慢慢地从口角里飘流出来，一口烟后仿佛就显得神情飘逸了，大概会吸烟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吧。

　　毛泽东亲切、和蔼、微笑着说道：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唇间吸着。大概毛泽东见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表情又拘谨，不言不语没有反应就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确实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话是否讲完了，该不该奉命就可以走了，所以等着毛泽东还要说些什么。我呆呆地坐在他的面前，双眼望着他的面部，期待着……

　　这样的沉默约过了数秒钟。

　　也许毛泽东想要缓解一下这种沉默的局面，也许这种僵局场面对他来说是很难忍受的，也许他也不愿意像下逐客令那样说声：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突然，毛泽东抬高了点声调。粗犷、幽默而嬉戏地说：

　　“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最后的“啊”字他发音成“ǎ”音，表示这样可以吗?这句话说出后，他失控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是他回味了自己的粗话好笑，还是看着我拘束的表情好笑，还是看到我听了他的粗话而有点震惊，所表现出来的不知如何应付的窘态好笑?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回答，其实，“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人皆知的俗语，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想到毛泽东也会说，使我不知所措了。

　　在毛泽东面前，我确实有点拘谨，当听到这话后，震动了一下，没有觉得好笑，所以我的表情仍很严肃，认真。毛泽东想用这种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我明白过来后，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

　　但是我没有笑出声来，倒不是“屁”字我对它听不惯，而是出自毛泽东的口，是第一次那么别扭，那么不是滋味。而且使我被动，因并未从根本上解脱困境。我的笑有点“迎合”毛泽东的笑，但心中并不开心感到委曲。

　　童年在农村生活过的我这个“野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没有喊过?但是，与我以前三次见到的毛泽东大相径庭。在此之前，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庄重严肃，温文尔雅，才识渊博，每句话都一字千金、掷地有声的，一派大家风范。而眼前的毛泽东却说出这样的粗话，印象中的毛泽东和眼前的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地冲突。

　　我当时感到像是小孩子受了大人的戏谑，感到委曲、不“平等”，因为我不能用同样的粗话回敬毛泽东，只好吃“哑巴亏”了。在农村孩子们间的粗话，那是礼尚往来的，只要大人不在场，都信口互相攻击的，一直到拳脚相加，分个胜负。在我的家乡，小孩不能对长辈顶嘴的。

　　以后发现，那些我心目中敬佩的领导者们，包括毛泽东，说笑起来也是不顾雅与不雅的，这一点与“俗民”相同。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毛泽东是这种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任意挥洒，并不是“欺侮”小孩。在严肃的政治会上，不是也出现彭德怀对着毛泽东“骂娘”吗?!

　　以后，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读到，甚至在高层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让粗话流出到口外，引起与他会谈的外国首领的震惊。甚至毛泽东与警卫战士们发生笑谈“屁”的故事，他把自己置身于与战士平等的地位。毫无职务的不同而发生“不平等”的感觉。毛泽东并且把“屁”字嵌入他的诗词之中，抬高了“屁”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