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何人“为了国家”愿向周恩来下跪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

　　当然，在公开场合，蒋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对于蒋之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则称其为“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然而，蒋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在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蒋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5月间中共曾特别提到国共和解条件三点：即(1)停止逮捕共党人员，及反共军事和交通封锁;(2)继续发给八路军各月份经费及弹药被补充;(3)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编整至移防。《陈宏谟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41年5月7日。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书记处致周、董电》，1941年11月11日。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最终还是权衡利弊后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