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绝密情报挽救10万红军

　　五

　　当“铁桶计划”被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先行北上西征，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整整10天。

　　早在5月份开始，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突击运动。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黄华说。

　　在1个半月中，于都县“扩红”5186名，超过计划1.3倍。保林区石田乡党支部书记蔡桂香，带领整个支部的党员集体报名当红军。在他们的带动下，石田乡这一次报名当红军的人数，就占全区总数的80%。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此外，于都人民还安置和保护了1万余名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家属，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肖迪榕女士介绍：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红军主力则分别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二野战纵队，由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5人组成中央分局留在苏区，并且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赣南寻乌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各军团行军任务是：一军团1.99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路前锋。三军团1.78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路前锋。五军团1.21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总后卫，在西进征途中殿后。八军团1.09万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翼拱卫，随三军团路线往西前进。九军团1.15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翼拱卫，随一军团跟进。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等机关，就是从东门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的。离开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转移突围的红军，总计86789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部队的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感叹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