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嘱命宋美龄一定要做何事？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

　　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