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英雄到底指的是谁

　　他们是国歌歌名中的主角。

　　“义勇军”，是指东北地区自发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兴起于1931年9月18日事变爆发后，1932年夏季进入高潮，发展到30余万人之众。到了1933年1月，义勇军主力开始因寡不敌众，人数迅速减少。

　　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彦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义勇军人数，学界尚有争议，因为“义勇军”概念过于宽泛，没有统一领导，组织松散，占到一半比例的农民，还兼顾着农业生产;加上流动性大，30万只能说是1932年夏的某一个时期内出现的人数高峰。

　　他们没有统一的番号，没有训练，没有军饷，甚至没有枪;他们各自为战，各取所需。

　　这支庞大的队伍成分极其复杂，可谓“杂牌中的杂牌”，农民占50%，旧军人、警察约占25%，绿林、土匪约占20%，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5%。但是，他们打乱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计划，以至他总结说“要消除东北敌军，非用三年工夫，十万精兵不可”。

　　两年间，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172县中的93个县，作战约200次，加上对铁路沿线的破袭行动则多达近千次，攻克县城40余座，还发动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的进攻。他们不间断地偷袭、暗杀、伏击、正面作战，迫使关东军人数从2万余人增至13万余人，缓解了关内的军事压力。这支在战火中锤炼的队伍，最后成为东北抗联的坚实底子。

　　东北义勇军2年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以义勇军斗争为基础产生的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成为了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吼声。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蓄意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栽赃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命令手下东北军不得抵抗。次日，日军侵占沈阳。

　　“九一八事变”让国人始料未及，国土沦丧，东北军撤入关内，执行不抵抗命令，全国愤慨。“二十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李宗仁日后回忆说，“国难日深，举国一片抗日之声。”

　　于是，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抗日武装，这股力量从乌苏里江边境延至旅顺港的码头。他们统称东北义勇军。这其中，也有中国 共产党支持成立的一些抗日队伍。

　　沈阳的沦陷，促使辽宁省内的东北军最先撤入关内。义勇军在此兴起较早，他们以地方警察、民团及部分绿林武装为主体，自带枪马。1931年10月间，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动员了绿林张海天、项忠义等部，先是粉碎凌印清汉奸队伍，后又在黑山扑灭张学良族弟张学成的叛乱，在辽西、辽南竖起反日大旗，一时名动辽沈大地。

　　风云际会之时，野心家并起，各怀鬼胎。

　　1931年9月21日，清室后裔、军署参谋长熙洽幻想借助日军势力入关，复辟清朝，他开城纳敌，宣告“独立”，很快又提出让溥仪复辟，建立满洲国的计划。日军兵不血刃，轻取长春，向当时的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进犯。

　　辽吉失守，黑龙江唇亡齿寒。

　　原本驻黑河的马占山，带兵进入齐齐哈尔，成了黑龙江省代主席。他命令手下3个旅主力约2700余人，于嫩江北岸的江桥镇布防，寸土不让。日军以“修桥”为借口进犯，被马占山严词拒绝。日军因为轻易拿下沈阳、长春和吉林，十分骄狂，认为东北军主力都不过尔尔，土匪出身的马占山的部队不过乌合之众。

　　11月4日拂晓，日军大部队进入桥北开阔地，摆出方阵，撑着日旗，大摇大摆向马占山部开来。

　　伏在阵地里的战士早已枪膛压满子弹，死死地瞄着日军的移动方阵。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战斗将被写进历史——他们打出了抗日的第一枪。

　　日军先锋队发起冲锋，不见中国守军任何还击，就更加有恃无恐。待日军一步步进入最佳射击距离，已经可以看清他们的眉毛，卫队团长徐宝珍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干掉百余日本兵。躲在后头的日军，再不敢动弹。

　　5日，日军调集8000军力， 20余架飞机，数百门火炮，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危急时刻，为鼓舞士气，马占山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指挥，再次击退了日军。

　　两天连续失败，让日军十分惊愕。为减少伤亡，日军决定夜晚奇袭守军。

　　当时，义勇军部队成分复杂，内部各立山头，不过，各家也有各家的绝活。

　　绿林出身的士兵带来了一种叫“惹不起”的武器，这是为防止官家围剿所练就的手艺。细到不可见的鱼线上按比例拴上鱼钩，外加马铃铛，隐蔽地拉在树林的关键出口，日军一来粘上“惹不起”，人越动，钩得越多，铃声一响，枪也响了。日军的夜袭又一次以惨败收场。

　　6日，日军集结诸多火炮群，对守军阵地长时间地轰炸，随后又集结10000余人的兵力，猛扑守军部队，马占山的阵地被炮火全面摧毁，战壕都被填平。失去有利地形，也失去了狙击条件，马占山当机立断，撤退到三间房附近，第三线的守军预备队在那里等候接应多时。

　　待日军出动骑兵追击，轮到参战的农民义勇军使出杀手锏——“老母猪炮”，这是农民防胡匪的武器，将一截老榆树中间挖空，用油浸透，木质坚硬做炮管，腹中装上火药、破犁片、铁碴、洋钉之类。

　　“老母猪炮”在隐蔽的路旁一字排开，重创了日本骑兵联队，地动山摇的炮声，也让日军战马受到惊吓，冲散了阵型。日军指挥官还以为是遇到了重炮团的埋伏，不敢下令前行。

　　“中国军队迎着日军来袭的方向设置了3条防线，阻击日军数万精锐部队长达半月之久，这是中国军队有组织、有规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场战役。”黑龙江省江桥抗战研究会秘书长孙文政这样评价这场战役。

　　沉浮录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马占山投降日本，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消息传开，马占山瞬间从“神武将军”沦为“降将军”。

　　4月1日，马占山因不满日军编遣自己的军队，反心遂起。经过月余准备，他率领卫队出走齐齐哈尔，7日抵达黑河，再举抗日旗帜。随后他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和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应者云集。

　　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东北地方史研究室主任王希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马占山当初是投降还是诈降，史学界没有严肃讨论过，现在还面临着证据缺失，众说纷纭。

　　1932年4月下旬，吉、黑两省义勇军同时向哈尔滨发起反攻，吉林自卫军出动3路大军沿松花江和绥(芬河)哈(尔滨)路西进，黑省义勇军也集中精锐在松花江北摆开战场，另有原马占山旧部李海青在哈尔滨西部的肇州、肇源、对青山一带助攻，王德林部则开赴镜泊湖南部地区阻敌援军。

　　在义勇军的队伍中，由土匪转而举旗抗日者约占总数20%以上。他们自带各式武器，猎枪、鸟铳、大刀、长矛等。当时战事紧急，不论人数多少，一律先封“团长”。马占山出身绿林，对黑省的土匪极具亲和力。

　　不出半个月，各式胡匪组成的吉林自卫军竟然接连攻克方正、珠河、宾县等哈尔滨东部重镇，兵逼哈尔滨郊区。但也是在这时候，这个队伍无军费支撑，而战线太长，后勤补给断裂，义勇军官兵不顾军纪，露出了绿林本性。他们多次纵兵抢粮，所到之处农民纷纷带粮躲藏，这对日后的群众基础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黑省义勇军凭借松花江天险横阻了南进的日军，王德林部在东南方向抵住了北进救援的日军，李海青部的义旗插到了哈尔滨的市郊，几乎能望见市区中心索菲亚大教堂的绿色塔顶了。马占山下令所有义勇军，不分昼夜加紧攻势，哈尔滨唾手可及。

　　在这关键一刻，关东军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对义勇军后方发难。负责断后打援的程志远为自保实力，选择叛敌。

　　程志远本是马占山手下悍将，但绿林出身的他，面对关东军强大攻势，以及伪省长的头衔诱惑，选择调转了枪口。战局迅速逆转。

　　丁超、王之佑等也接连叛敌。不断出现的叛将，使得义勇军内部军心摇动。

　　5月中旬，程志远杀气腾腾地反手攻打依兰，面对曾经并肩作战的义勇军和中国老百姓，他一样心狠手辣，很快就攻陷了兵力空虚的依兰。

　　之后，黑省义勇军最终被日军各个击破。

　　到了1932年秋，辽宁省各地已兴起百余支民众抗日武装。为了统一作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专员统编辽宁省各地义勇军，将其编成五大军团，全省义勇军武装达15万人之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目的，就是为了统一领导辽宁省义勇军，委任各路民众武装的领导人。然而，救国会远在北平，下达的指令难免“远水救不了近火”。

　　而辽宁义勇军愿意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救国会一直在关内广泛筹集军费，仅张学良一人就捐款30万元，这些军费用来为义勇军购买枪械弹药。戴茂林的《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中引援了日伪资料记载，救国会仅在1932年11月间，运抵辽宁的物资就达20多吨，包括山炮4门，轻重机枪8架，炮弹2000发，子弹30万粒，手雷5000枚，无线电1台。

　　然而，救国会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辽宁义勇军的状况，辽宁义勇军最终还是因为弹药耗尽而被迫撤离。

　　义勇军在东北的山谷、河湾、铁路和高粱地里，凭借手中的一切武器，甚至没有武器，不间断地开展偷袭、暗杀。他们乘夜色，乘有利地形，乘霜雪，甚至乘一时豪情，三五成群发动自杀式攻击。这样的战斗意志大大超出了日军的预期，致使日军伤亡惨重。随即而来的就是疯狂的报复，日本派出大批兵力进入东北，带来了重炮、飞机、坦克等重武器。

　　从1932年10月开始，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由一个师团、一个独立守备队增加到7个师团，外加各种精锐兵种，总兵力达13万人以上。

　　1932年10月中下旬，日军出动一个师团、两个旅团，在伪军配合下，对义勇军进行决定性“围剿”。辽宁义勇军力量分散，各部仓皇迎敌，被日军各个击破，其残部除少数投敌以外，大部撤往热河。

　　日军随即挥师北进，以2万余重兵向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发起“围剿”，马、苏各据点相继失守，马占山、苏炳文被迫率残部从满洲里越界入苏;另有一部在邓文、李海青率领下寻路绕道内蒙古进入热河，继续抗日。义勇军在黑龙江省内主力已经不存在了。

　　1932年末，日军挥师直指绥宁及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这是东北最后的未沦陷区，零下30度的冬季封锁加上现代化坦克重兵的联合绞杀，李杜、王德林等人被迫在1933年1月率余部从虎林撤往苏联。

　　至此，东北义勇军主力败退，日军实际占领东北全境。

　　但日军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据日伪《盛京时报》1933年10月3日披露，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中，关东军战死将校99名、准士官以下1750名;负伤将校243名、准士官以下4819名，总计死伤6911名。实际伤亡数字远超出这个数字。日军第二师团在义勇军沉重打击下，于1932年末撤回国内“休整”。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分析了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性质和前途，认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斗争，包括了四种武装力量。其中，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指示信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

　　1932年底到1933年初，30万之众的义勇军几乎全部崩溃，东北的抗日力量丧失殆尽。

　　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溃逃的义勇军将领手中接过大旗，一批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将奔赴前线，率领义勇军余部，在白山黑水间，开始他们的征程。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一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完成组建，发展成十一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军便是以当年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为基础组成，救国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如柴世荣、陈翰章、史忠恒、王汝起等人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联军师团级以上干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计有6000余人，其中4500余人为义勇军余部。杨靖宇领导的第一、二军也吸取了相当数量的辽东及辽吉边区的义勇军余部。其他如第八、九、十、十一军则完全是由当年的义勇军或地方民团改编而成。

　　根据日本陆军省1936年3月18日公布的数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关东军战死者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加上关东军参谋部统计的1936年到1937年9月的伤亡数字，“九一八事变”后的6年中，关东军在东北战死、伤病者共达178200人。这个数字是“九一八事变”时日军驻东北兵力的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