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何事令蒋介石大怒重组警察宪兵
核心提示：斯诺悄然访问苏区，来去无踪，而国民党军警宪特却丝毫没有察觉，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气急败坏地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召到南京去作交待，并对西安宪兵和警察进行了重新改组。
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浴血奋战，为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撑起了一片蓝天，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让世人最早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当归功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人们至今不会忘记书中的那幅毛泽东身穿红军蓝灰军衣，头戴红星八角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照片，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而这张照片中的红军帽，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它见证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革命友情。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当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遍访了中国主要城市和东北等地。“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以后又目睹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3年热河抗战，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1933年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并有两年时间住在燕大校园里。
1936年7月初，在宋庆龄的介绍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绕道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进行采访，寻找真正的“东方魅力”。
毛泽东对第一位来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十分重视，认为斯诺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如实地在国外发表，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原形毕露，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因此，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做好斯诺采访的接待工作。7月13日，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在以后的4个月里进行过数十次彻夜漫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早晨，在黄华等人的陪同下，当斯诺刚迈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就看见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着和煦的晨光，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魁梧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高大、威武。面对这鲜活的形象，斯诺那新闻记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应，他敏捷地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相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可是，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的。”但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色发白的旧军帽，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戴这样的帽子照相显然不适合。毛泽东只好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可惜没有一顶合适的。正在这为难之际，斯诺灵机一动，顺手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后正合适。斯诺立即举起了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拍了下来。照完了相，毛泽东缓步走到斯诺跟前，把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斯诺头上，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同志，谢谢你。”斯诺像一个将要出征的红军战士般向毛泽东主席立正敬礼，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在随后的陕北采访活动中，斯诺一直戴着这顶红军帽。他十分珍视毛泽东戴过的这顶红军帽，一直把它随身携带着。
同年10月，斯诺结束了对苏区的采访，离开苏区进入东北军的防地。斯诺乘坐由张学良将军派来的一辆大卡车转道西安回北平。当时，车上装着一些麻袋，里面塞满了要送去修理的旧枪支。为了避免沿途国民党军警的盘查，斯诺把装有在苏区采访的素材、胶卷和红军帽的提包塞进了其中的一个麻袋里。半夜行车时他睡着了，车上的所有麻袋被卸下扔到了离西安20多公里的咸阳的一个军火库里，车到了西安斯诺才发现。他非常着急，心想把提包丢了，4个月的冒险采访将前功尽弃，将辜负毛泽东等人的重托;而且万一那提包被国民党军警得到，后果将不堪设想。斯诺费了好多口舌，才说服卡车司机和陪同的东北军军官立即原路返回，终于把提包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
返回北平后，斯诺立即伏案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及有关红军的报道，有时忙得连电话也不接。1937年2月5日，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在燕大校内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演讲并放映了他拍摄的有关红军的纪录片、幻灯片等，200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陕北苏区人民的生活、红军演习、红军大学和抗日剧团演出等情形，在燕大校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斯诺的启迪下，燕大学生立即倡议组成了北平学生访问团赴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成百的燕大学生陆续奔赴陕北，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
1937年5月，斯诺的妻子、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代理记者海伦·斯诺受到丈夫的影响，秘密赴延安，她要完成斯诺对红军长征后续部分的采访。在她到达的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一同来看她。毛泽东亲切地说：“欢迎你到延安来。”海伦·斯诺笑着回答：“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您了。”海伦·斯诺取出衣袋里的笔记本中夹着的那张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高兴地递给毛泽东说：“这是我丈夫给您照的那张相。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围困，我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里女扮男装，深夜跳出窗户，身上只带了您的照片。您知道，您的这张照片就是我来见您的介绍信。”毛泽东眯着眼睛仔细端详自己头戴红军帽的照片，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的照片会有这么好看，感谢斯诺同志。”
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这是关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的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它向世人宣传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情况，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长年封锁。1938年2月，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将该书译成中文，因当时所处环境而改名《西行漫记》。与此同时，斯诺还赶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文章，寄往英美各国的报纸发表。这些消息和文章又迅速用电讯传回国内，并在远东的许多报纸上刊发出来。斯诺还把他同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综述交给《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弹震动了中国和世界。一时间，从南京到北平，掀起了轩然大波。斯诺悄然访问苏区，来去无踪，而国民党军警宪特却丝毫没有察觉，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气急败坏地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召到南京去作交待，并对西安宪兵和警察进行了重新改组。
在此后的30多年间，斯诺多次访问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其风格独特的报道、著作和讲演，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感慨地对斯诺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他们两人这种相互信任的友情保持终生。1964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有一次应邀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舞台上站满了合唱队员，台前是大型乐队，舞台背景是一张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巨幅照片。斯诺入场后抬头看了又看，惊诧地问道：“那不是我在1936年拍的主席相吗?”斯诺没想到，如今这张照片会在那么大的场合派上这么大的用场。斯诺非常珍惜与毛泽东的友谊，在自己家中时常把这张照片和这顶红军帽拿出来给全家人及朋友们观赏。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头戴这顶红军帽照过相。
1972年1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得知斯诺患胰腺癌动了手术的消息后，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斯诺全家于1959年搬迁到瑞士)，希望能把斯诺接回中国医治，并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好了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班子。1月25日下午，由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日内瓦，在中国驻瑞士大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日内瓦郊区埃善小镇斯诺的家。斯诺夫人早已在家门口迎接。斯诺的家是一幢两层小楼，走进客厅，墙上正中悬挂着当年斯诺为毛泽东照的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见到已瘦骨嶙峋的斯诺，马海德等中国医护人员心如刀绞，立即对他的病体进行了详细检查，确诊他的癌症有广泛转移，已无法医治，只能尽量帮助病人减轻身心的痛苦。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可就在这天凌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在昏迷中安静去世，享年67岁。遵照斯诺生前的嘱咐，斯诺夫人用颤抖的手指轻轻拆开他的遗嘱，只见那熟悉的笔迹写道：“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1973年10月19日，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举行。通向墓地的林荫道上，源源不断的人群聚集在这里，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大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新闻记者，也有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还有来自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朋友。墓周围松柏青翠，汉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篆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墓前陈放着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和周恩来等敬献的花圈。
斯诺去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曾就这顶红军帽的归属讨论过。虽然感到这顶红星八角帽是斯诺生前最珍爱的，是他经历过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心里很难割舍，但还是一致认为它应该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把它送回中国。1975年10月，斯诺夫人专程来到中国，把他们保存了近40年的这顶毛泽东和斯诺都戴过的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八角帽，亲手交到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的手里，并通过她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