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的志愿军 归国却遭迫害

　　未完成的救赎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黑脑壳”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

　　个中缘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军追剿的后期，每天在散乱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处“扰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既为求生，也是崩溃前绝望情绪的疯狂宣泄，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民间口碑，在短短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间就被他们自己毁坏殆尽了。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黑脑壳”，终究是极少数。

　　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

　　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乡亲、族人们的冷漠与敌视。“复员军人”身份乃至军功章、战场伤痕，都无法洗去他们在族人心目中的“土匪”烙印。新晃土匪蒲昭义，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几枚军功章，以及后脑勺一个拳头大小的凹坑，似乎是“脑壳挖去了一块”。然而他回家时，乡亲们甚至没有问起，蒲昭义头部那狰狞的凹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于是，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自然也没有让蒲昭义成为英雄。反而因为“卖相恐怖”，人送外号“没脑壳”，十里八乡没有姑娘肯嫁。

　　在蒲昭义老家那个百余人的小苗寨中，至少还有另外3名登记在册的“黑脑壳”：蒲德美、蒲德厚，以及被人忘却姓名只剩外号的“哈喇子”。他们回家后，除了蒲德美去朝鲜前已经结婚之外，其他三人甚至连老婆都娶不到。

　　无奈之下，蒲昭义娶了一位中年寡妇，蒲德厚则娶了一位前土匪头目的遗孀她同样因为身份问题不受人们待见。而那位“哈喇子”，因说话结巴兼淌口水，“阶级成分”又糟糕，便只好孤独终老了。

　　1980年代，蒲昭义、“哈喇子”先后去世，两人都没有子女。至于蒲昭义那道伤疤的故事，他至死也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一段血火岁月就此永埋历史深处。

　　至于金珍彪，因为功勋显赫，归国之初一度“金光闪闪”，在丹东接受了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刊登了他的事迹。而后，他担任广西某部三连连长，1955年l0月，他被调往桂林步校任军事教官。

　　仅仅几年后，一封来自家乡的检举信，就把他重新打入了另册。这封信是家乡一位赵姓老秀才的手笔，上面写着“奉上军令，请假回乡，路过高山险地，强奸姑娘，匪性未改，攻打粮仓”云云。

　　于是，校方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批斗会，并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正连职待遇，然后，一辆吉普车将他们夫妻送往广西石龙县武宣农场劳动。

　　1962年8月，金珍彪被“精简”回乡。回到老家后，他不堪忍受乡亲的冷漠眼神，决定逃往深山密林。几年间，他住岩穴，睡茅草房，吃野菜，捉毒蛇充饥……但偶尔几次下山，还是让他的行踪被人发现了，于是数度被揪回批斗，直到有一次旧伤发作、从戏台倒栽下来。

　　此后，他仍回到深山老林里，却交由几个既是他徒弟、又是基干民兵的小伙子看管。有一天，一“徒弟”一斧子猛地劈进他的背部，伤口长5寸，深至肺部，于是金珍彪又在医院里躺了8个月。

　　但他的噩运依然没有结束。“文革”开始后，家乡公社革委会宣判金珍彪死刑，一同被宣判的，竟是当初那位受人指使、写信诬告他的赵秀才。不过，即将行刑时，上级领导一句话，金珍彪得以枪下留命。

　　金珍彪的苦难，197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恢复了二级伤残军人的身份，但党籍户口依然都没有解决。

　　1980年代，他曾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三楼的抗美援朝展馆，从左手边进去，第一挺机枪就是我的”。金珍彪清楚记得他所使用的机枪规格、型号，还有枪托上摔裂的痕迹。

　　老伴说，那一次，站在曾伴着自己在血火中穿行的机枪面前，金珍彪沉默良久之后，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坐在地上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