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滇西老兵群：寻找抗日国军老兵

　　滇西花木兰--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张炳芝采访纪实

　　她是滇西地区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她深居简出，不为人知;她拒绝媒体采访，拒绝记者拍照，两次扔掉记者送来的礼品;她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日常家务之余，双手合掌，念佛经做“功课”。

　　张炳芝，女，83岁，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毕业，大理干训团第19期学员，原国民党71军28师政治部中尉宣传干事。抗战胜利后在小学任教。1958年起，先在造纸厂烧锅炉，在化工厂造肥皂，后来长期在公路养护段做道班护路工人，直至1980年退休。

　　本刊记者 李玉霄(微博) 发自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周家巷，一处极不显眼的院子里，住着一位82岁老太太。她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一身洗得发白的对襟青布衣裳，声音清亮柔和，待人和气。

　　老太太和三女儿住在一起，家里正在翻盖房子，院子就成了工地。南墙边有两间矮小的平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老太太的卧室。

　　她极少出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都很少见到她。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家里，局限在那两间小平房和平房外面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上。

　　她好像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因为身上有伤，不能长久站立。她已经习惯了做完简单的家务之后，就坐在小小的卧室里，关上门，双手合掌，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念颂佛经。

　　极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是目前保山市惟一健在的抗日女兵;更没有人知道的是，因为她曾经像花木兰那样，一身戎装，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而一度被整成间歇性精神病人。

　　老太太名叫张炳芝。

　　“木兰”从军

　　1942年5月3日，畹町国门失守，日本军队从缅甸侵入中国境内;10日，292名日军大摇大摆开进腾冲城，“极边第一城”自此沦入敌手。

　　此时，张炳芝还是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日本人来了，无法再读书。父亲一年前去世，母亲早在她3岁时就离开人世。张炳芝就和姐姐一起，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逃往远离县城的山寨，乃至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

　　1942年8月，由云南民国知名人士李根源倡导的滇西干训团(全称“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大理三塔寺正式开学。张炳芝读完了第6军预备2师的训练班，在保荐之下，又从腾冲走到大理，成为滇西干训团的第一期学员。

　　那时，她是腾冲县仅有的13名女生之一，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女生。

　　一年之后，张炳芝被分配在第71军新28师政治部，任中尉宣传干事。向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亡，教士兵读书识字，慰问伤兵，帮伤兵写家信，等等，这些是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在新28军师部驻地蒲缥，她认识了同样在师部工作的通讯连连长秦子霞。秦子霞来自湖北安陆，高中毕业后家乡被占，考入昆明一所专科学校学通讯，后来加入远征军。他脾气温和，身材高大，她刚出校门，热情开朗，两位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

　　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张炳芝跟随部队渡过怒江天堑，进入龙陵战场。11月龙陵光复，张炳芝和秦子霞结婚，并且离开部队，张炳芝说服丈夫留在了她的家乡腾冲。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张炳芝先后在腾冲附近山区的几个小学里教书，丈夫有时和她一起当老师，有时自己出去做事。他们相继生了两个孩子，小小的家庭不算富裕但较为平静。

　　1956年，秦子霞在陇川小学被集中到保山进学习班，第二年被送至瓦甸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腾冲，在外面拉板车，拉石头，拉沙子，拉木柴。

　　1949至1957年，张炳芝大都在家看孩子做家务，没有工作。1958年，开始当工人，先是在造纸厂，后来又到化工厂，最后于1963年10月，调进腾冲公路养护段，做道班工人，养护穿越高黎贡山的老滇缅公路。

　　以上情况，多数是记者在张炳芝的档案中得来，少部分来自张炳芝老太太自己零散的回忆。

　　三访张炳芝

　　采访张炳芝之难，出乎记者意料。

　　老人虽然年迈，并不拒绝陌生人来访，但是，不愿意回忆，不愿意说话，尤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后半生。往往是话头刚一打开，她就连连摆手“提不得，我不想说!”坚决拒绝。

　　在记者之前，她已经很客气地让两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枯坐半日，无功而返。

　　知道老太太，是当年的“娃娃兵”周光永作的介绍。周光永十来岁入伍给抗日部队送情报，攻打腾冲县城时往敌人碉堡里塞手榴弹，后来被打成“极右”，判刑6年，在水银矿井下背矿石，又被管制劳动3年，所受磨难苦不堪言。

　　但他说，张炳芝受的罪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5日晚上，周光永带着记者第一次登门拜访。老太太除了拒绝外，几乎一言未发，女儿秦莉莉反复说，直到现在，当年的遭遇给家庭留下的阴影并未消除，他们不想再回到过去。

　　6月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家。工人正在干活，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卧室床前，双目紧闭，两手合掌，大声地念佛经。记者在窗外站了十多分钟，老人没有发觉。

　　整个上午，老人都是坐在厨房里，和记者零零碎碎地回忆过去。老人不失热情，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带而过。

　　不过，在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到“文革”期间她挨整时，老太太突然提高声调，“邦邦邦”连续不断地用手指敲击饭桌，最后甚至拍起了桌子：“就说你是反革命，就说你是特务，你还不是得接受?!”记者问她那时候能不能回家看孩子，老人又敲起桌子：“哼!你还想回家?!哪还有什么家?!”

　　接下来，依然是坚决的拒绝。

　　6月8日，记者在保山市公路养护总段查阅到了张炳芝的档案。

　　在腾冲县公路养护段1978年7月26日呈送潞西总段的关于为张炳芝落实补发工资政策的报告中，赫然写有：

　　“1969年1月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由于张奎达等……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信、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张炳芝同志因被张奎达等人，多次地捆、绑、吊、打、跪、挂钢圈、戴脚镣等刑讯逼供，致使张炳芝同志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曾一度精神失常到处乱跑。但张奎达等人不就此罢休，在对其施刑后，还强迫劳动，直到张炳芝同志卧床不能行动，精神上继续折磨，生活上继续虐待，此情此景惨无人道……”

　　6月10日晚上，记者第三次来到老太太家。面对一撂档案复印件，秦莉莉激愤、无奈地将老母亲所受到的打击和盘托出。

　　伤害

　　解放后，张炳芝历经整风、肃反、三反五反等诸次运动，都平安度过，厄运来自1969年之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

　　吊着打，跪着打，男职工抽动皮筋殴打，戴上10公斤的脚镣，双腿磨破出血，三个人看守，挂牌批斗，不准回家，同事揭发告密……

　　根源就是老人当年的从军经历。

　　在家人反复的上访之下，近10年后的1976年2月28日，保山公路养护总段团委下文批复，认定张炳芝的经历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但是，秦莉莉说，从被整时起，妈妈就身心全垮了。

　　1980年，张炳芝从养护段退休。这一年，她56岁，已经干不动道班工人那些重体力活了。四年后，丈夫秦子霞因高血压，从街道工厂回家，此前，他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铁匠，可以做各种日常所用的五金工具。

　　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位老人都在家静养没几年，张炳芝的病发作了，而且发作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温和、有修养、也是一生坎坷的丈夫，“不依不饶，张口就骂，甚至动手打”。

　　儿女们惊诧又心痛。秦莉莉说，他们回到家也要挨妈妈的骂，严重时“饭盛好了，都不能吃上一口，必须马上离开家”。

　　万不得已，他们给妈妈治疗了一段时间，老太太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但是，时至今日，老人还是没有也没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6月10日晚上，就在记者和秦莉莉交谈时，隔壁又传来老太太高而尖细的声音。秦莉莉停止说话，让记者仔细听。她说，老妈妈这是一个人在骂“有坏人，有人要整我们家”。

　　这是老太太目前遗留的三个“症状”之一，就是经常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叫喊：

　　切菜时，有时骂起来了，就开始愤怒地挥刀猛砍菜板;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会拍着扶手，直呼其名，叫骂当年整她的那些人。

　　另外，老人在做家务时，常常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天记者刚进院子，老太太一边细细地擦洗走廊地砖，一边自说自话。

　　秦莉莉说，妈妈现在自言自语是天天如此，高声叫喊是家常便饭。

　　更让儿女们心痛的是，老人有时候依然不相信外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时，她的防范措施就是将他们带来的所有东西，统统扔掉。

　　秦莉莉和她的二姐先后给她买了牛奶，扔了，说有毒，扔在装花肥的大缸里。半个月前，她扔掉了秦莉莉带回家的六斤香蕉。

　　水果之外，糖果、糕点、甚至是蔬菜，都丢过，丢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记者三次拜访老人，前两次给她买了五斤芒果、一箱牛奶。6月10日晚上，秦莉莉告诉记者，芒果在第二天一早就被老人扔掉了，牛奶也不让家人喝，担心有毒，也要扔掉，好在被秦莉莉劝阻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