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

　　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赵恩波，王维彬，张砚田，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七人。烧毁大王庄临时棉花仓库，爆炸光陆电影院。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铁血锄奸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星艾尔夫林的《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的不是很准。子弹只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门劈柴胡同。代团长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乱枪打死。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没多久我们的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刘永康回忆说。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天晚上正好是八月节，我们在五哥家中开会过夜。凌晨四点钟大批特务把我们包围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们，但敌人来得太突然，我们一个都没跑掉，当时就被两个一对的铐了起来。但负责登记的日军不懂中国话，懂得日语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这时，一起被捕的陈肇基一跃而起，拖着被绑在一起的张树林瞬间逃离了小楼。看到这一幕刘永康也一下子清醒过来，拖着难友华道本开始奔逃。

　　天亮时，华道本的手铐被他用铁丝撬开。而刘永康只好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面对搜查的大批日军，刘永康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最终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闻此噩耗，抗团战友无不热泪盈眶，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新年里，他们给抗团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关键时刻叛变，给刚刚恢复元气的抗团又是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准备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了。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刘永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奋斗的幸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还出现了地址。”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一起受难的还有他的庇护者，汉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蹲的号子在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叫炮局监狱。分为忠孝仁爱四监，抗战期间关押了一千五百名我国同胞。在那里我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烙铁、皮鞭、棍棒把我弄得血糊流烂的。鬼子见我不招，便抓来我的家人，让母亲打儿子，父亲烫儿子，老人家不从，这些人就打我爹妈。”触动了伤心事，刘永康不禁老泪纵横。

　　“在狱中，李振英团长被巨大的责任感压倒。他精神分裂了。后来导演了一次气势磅礴的炸狱。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时间的车轮继续缓慢前进，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们一一道别，投身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初，一位当年军统的狱友将一张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的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刘永康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谢绝了。

　　1949年1月15日 。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13万国民党一天时间灰飞烟灭。但还没等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没容我认清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与这些人分隔，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开始。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