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特供农场向皇室提供无公害农产品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日常特供部分由内务府管理的皇庄实现。清代皇庄主要设在北京地区和东北地区，分为粮庄、纳银庄、瓜果菜园、捕猎户四类。这些皇庄不但有供给银粮的义务，还是皇家的“特供农场”，缴纳大量优质无公害的家禽、猪、瓜果、蔬菜，甚至柳条、扫帚等物，以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皇庄不能满足的部分，则由内务府采购，其中蕴藏大量获取暴利的机会。据说道光朝内务府买鸡蛋，30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价不过几个铜板。内务府还曾为补一件衣裳，向道光报价3000两银子，差点没把后者气晕。

　　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内务府是清代独有的机构，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家事务，诸如皇家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农庄、畜牧、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等，还把持盐政、分收榷关、收受贡品。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最重要的是广储司，专储皇室的金银珠宝、皮草、瓷器、绸缎、衣服、茶叶等特供品。

　　表面上，内务府专管皇室经费，与专管国家开支的户部平行，二者界限分明。但实际上，户部经常拨款、借款或挪款给内务府。仅从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三年的17年里，内务府就挪用部款九百八十万两!

　　其实内务府自身收入已经不菲，每年不下百万两。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最后两项尤值注意，当时没有中央纪委，皇帝事实上是官员纪律的惟一和最高监督、仲裁、处分者。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竟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难怪嘉庆收拾和坤之后，有民谣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值得注意的是，和珅这位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千年50首富之一的大贪官，不仅是户部首长，还是内务府首长，将国家财政和皇家财政一把抓。然而，乾隆朝最大贪污犯其实不止和珅一人，因为和珅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上面有人，这个人就是乾隆。

　　事实上，内务府官吏的贪污空间，正是在维护皇家特供中获得的。内务府所涉及的皇家特供，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日常特供，一是非常特供。

　　日常特供部分由内务府管理的皇庄实现。清代皇庄主要设在北京地区和东北地区，分为粮庄、纳银庄、瓜果菜园、捕猎户四类。这些皇庄不但有供给银粮的义务，还是皇家的“特供农场”，缴纳大量优质无公害的家禽、猪、瓜果、蔬菜，甚至柳条、扫帚等物，以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皇庄不能满足的部分，则由内务府采购，其中蕴藏大量获取暴利的机会。据说道光朝内务府买鸡蛋，30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价不过几个铜板。内务府还曾为补一件衣裳，向道光报价3000两银子，差点没把后者气晕。

　　非常特供同样依赖内务府，主要是其管理收受的贡品。清代贡品包括各省土贡、外藩贡品和节庆各处官员及商人的报效献纳。皇帝的喜好直接决定了贡品的种类与数量。譬如，乾隆喜欢西洋钟表的消息在官场传出，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立刻猛涨几十倍。乾隆还喜欢古玉，目前故宫(微博)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乾隆时期各省督抚的贡品。进贡之风盛行，导致官场出现“帮贡”，即有权进贡的大臣令下属助其购买贡品，后者又再令其下级官员“帮贡”，如此层层分解贡品指标，造成逐级加码，因为经手官员都会从中捞一把。结果送到皇帝手里价值一万两的贡品，意味着督抚可能从州县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则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贡品之外，还有迎合皇家特别需求而生的非常特供，譬如一冷一热之特供。

　　为避暑，清代设有特供宫廷和官府用冰的官窖。这些冰窖又有砖窖、土窖之分，所藏冰块因水源不同，冰质也有高下之别。砖窖是用条石和城砖砌成的冰窖，保温性能较好，冰质也较纯净，主要用于坛庙祭祀及宫廷生活。土窖则是仅挖土坑、筑土墙，上搭芦席棚顶的简单冰窖，保温、保洁效果均不及砖窖，主要用于六部等衙门。特供也有等级之分，观之洞然。

　　为御寒，清宫大量使用火炉、火盆、熏笼、脚炉等，其制作精美，用料考究，形式各异，大的重百余斤，小的只有西瓜般大小。这些御寒设施所用燃料为特供木炭，以涿州、通州、蓟州、易州、大兴等地上好木材烧制而成，乌黑发亮、燃烧持久、火力旺盛、无味无烟，可谓炭中上品。

　　与特权有关的一切机构，都会不自觉地随之膨胀。内务府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至清朝中后期，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不少。内务府官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联姻等手段，建立盘根错节的势力和强大的“独立王国”，有时甚至连皇权都对之无可奈何。譬如光绪帝曾查办内务府一名中级官员庆宽，结果此人被逐出内务府后，四下活动，不久竟升为正四品的手握实权的盐法道台。

　　权力膨胀的同时，内务府财政支出也呈不断扩张之势，清末更急速膨胀。咸丰年间，内务府每年支出仅40余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应放各款为八九十万至100余万两不等。光绪中后期，每年实支银为143万两。至光绪末叶，内务府每年开支已达295万余两。宣统三年，度支部奏请办理次年预算，内务府预算支出竟达一千多万两!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录里说：“内务府不仅是管理皇室财产的机构，而且是传达皇帝旨意、处理各司院事务的机构。……它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以致扩展到了政界并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公共生活(臭名远扬的贪污腐化)。内务府虽非六部之一，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权势的大机构，它同皇帝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它一种影响与威望，这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

　　内务府就像一头怪异的动物，明明是家奴，有时却又变成主人。内务府从一开始就与特权捆绑在一起，而特权的特质，只有两个：一是滥用，二是膨胀。不滥用的特权就不叫特权，正如不膨胀的特权也不叫特权。在滥用和膨胀的过程中，特权不再专属于皇家，还在经办过程中为官员分享，所谓特权集团，也油然而生焉。而特权集团这头庞然怪兽一旦落地，除了从源头上斩断其哺乳源———专制权力，别无办法可以阻止它生长并且吞噬它所遇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