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全州屠城：官兵民勇男女老幼一概不留
二
以游民为骨干，卷进大量游民的队伍，可以预料到的第一个而且是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流民那种只关心钱财、热衷打家劫舍而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全不关心的破坏性，保证群众纪律不遭到破坏。
太平军起义初期，说太平军纪律严明，不侵犯百姓好话的不少见;但是，这种“秋毫无犯”很快就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首先是打全州的屠城。简又文《全州血史》云：
城既破，胜军纵火焚烧，下令屠城，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见其仇恨之深矣。大杀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随街高声呼喊：“老百姓可以出来”。全城兵民被屠杀者，或被焚毙者无数。(《粤氛纪事》载事后检查积尸千三百余具，另焚毙者未计。《盾鼻随闻录》则云：死者四千余人。据传说：实数尚不只此，当在万人以上。)(《民国丛书》第三编《金田之游及其他》第70页)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替太平军辩护，说他们屠城的原因是“守军无故开衅，重伤南王，且民团助妖，抗拒天兵，致伤亡兄弟不少，由是施以严酷的惩罚”(第386页)。但这根本不能成为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理由。简又文在同书(396页)中摘录《人生》半月刊王恢《系太平天国兴亡的蓑衣渡》中就有不同意见：
太平军进至全州里之卢家桥，突遭陆植佩与王耀宗(著者先伯曾祖)所率之“六都勇”开炮轰击，乃与作战，向西北追逐勇丁数十里。勇丁死伤被俘数十人，各村屋宇被焚者六十余所。事过百年而该处人民痛恨太平军至今未已。故著者云：“谓其军纪如何良好，殊不尽然!”
此后，有关烧杀掳掠之类的事更是频频发生。
陈微言《武昌纪事》说，咸丰二年十二月城陷后：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
(《太平天国》四，第592、594页)
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和他本人被太平军掳获后的遭遇，要不是他也同时骂官军“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读去很可能以为他在造谣诬蔑糟蹋太平军。他一家有近二十位妇女被杀害，他和亲人被抓后，太平军将他们十三人的辫发连结一处：“不准动，动则杀却!”进屋后，“以长枪捣穿屋顶，全巷洞明，贼见箱只堆积几满，似欲呼他贼，又恐其分物，先拔短刀劈箱，翻腾金银物缠腰际，复拣成匹成段绸绉，以单夹衣作袱，令余众各负一包”。“一路尸骸衣物遍野，沟渠河荡中尤甚，被掳而狼狈行者，不绝于道，稍一趑趄，即身首异处。又有少年妇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贼或挈之随行，或缚于驴背上，或使被掳壮男，背负而走;多有乘间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号不已，怒而被杀者”。
在囚室中，“忽数贼推门入，拖妇女去西首室内，遂隐隐有啜泣声，哀号声，不堪入耳”。为了杀鸡儆猴，太平军强迫他们看杀人：“拖一人至前，戮使众视。其人已倒地，贼握其辫发，就颈后砍之，一刀甫下，尚闻呼号声，二刀即不动，三刀头已断，仅连喉间软皮，割之使落，鲜血喷三尺外。……贼举首谓众曰：‘逃则照样’。说毕，向空掷下，提刀而去”。“过一大村落，屋毁尽净，临河大树以百计，树下各有死尸一二具，反缚树身，肢体焦黑无完肤，树亦无枝叶;盖贼及官军等掳人勒索不遂，则缚人于树，施焚如，酷毒一至于此”。“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拽渠叔辫发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食众之(《太平天国》四，第468—480页)。这些残暴手段，真使人想到日本鬼子。
佚名《金陵被难记》说：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叙述他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前前后后的经历甚详，不止一处说到以黄老虎为首的太平军扰民的事实：
(太平军头目)乃出令：六门把守，黎明黑旗队开刀，将城内人家挨户严搜，老男老女各置一处，少壮男人分派各馆当差，年轻妇女择大宅安处，当心看守，幼男幼女立即杀死。可口之物及金银珠宝值钱东西，一应解我，不许私藏一些，倘遇崛强者概杀勿论。妖头人家逢男开膛，逢女轮奸，抑或美貌如花者，不许擅行糟蹋，解我当面留为把酒取乐之用，违令者斩。……李逆上前道：“小弟昨日进城，路获一曾姓妖头，押他到家，讯供不吐，喝令开膛。入内搜着宝银几只，女人无见，其余东西不暇搬取，宝银现存弟处，少顷奉上。”
随后，黄、李又出告示吹了一通“封刀入城，秋毫无犯”后说，“尔等欲归家安业者，只须按图备办猪羊油盐等物，择一二确实之人，执旗前导，旗上大书‘纳贡’二字，后面缓敲锣鼓，抬着物件送进城来，我给予路凭;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发给门牌，张挂门首，我兄弟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安居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若然恃顽不睬，立即放出大队，踹为平地，鸡犬不留。我言及早，尔行勿迟，急切凛凛，毋违，特示”。恐吓之下，老百姓“备物书旗，纷纷进贡”。告示贴出后第二天，离城三十里的大镇梅里，当地的流氓正打算趁火打劫：
长毛已冲到天字号萧宅，哨马踹入北街，迳进信泰典当，管数者忙取坐簿跪献。长毛命领入首饰银房，见取不胜取，略取几件金器，喝令看守牢固，明日大队来取，将腰刀二把在门首槛上交插为记。长毛走后，流氓喊：“城无官，镇无毛，此时不发财，还有何日?”抢掠之中，还放火烧镇，折腾了一天一夜。长毛同盗贼一起扰民，谁轻谁重，天晓得!诸如此类，还有：
沿海民宅被烧几个，而白宕桥马松泰店伙计张殿才等，见长毛近前，连忙走避;仅存松泰寡妻周氏，抱着幼子巧林看店。毛问北来多少妖兵，周氏曰：“我们女眷不知其细。”长毛遂望店中开着袋枪，只一响满店皆火，烈焰冲霄，沿烧邻屋，西段街上只剩赵二仙新宅及成衣司戴德明家两宅而已。
予堂兄德容，因归王姓之次女贵贞分娩，三日持糕糖往问，适贵贞被逼，力碎贼毛阴囊，贼毛大叫而死，后贼持枪突至，贵贞料不能免，跃河自尽。德容见女尸浮河，夺贼枪只一搠，拴住门旁柱上，拔出贼刀，连手十余刺，枭其首。群贼大至，力敌半响，卒以年逾六旬，单身力尽，被贼背揪其辫，刀刺入喉而死。
继室姚氏性畏风波，不肯北行，与子戍春年甫周岁，同住邻家。今得来信，姚氏被逼不辱，赴水已死，戍春邻妪暂抚，现欲渡南收殓抱儿到沙。
吾市家家打馆，落乡里许亦然，市前后杀死男女数十，腥臭难闻。毛馆所遗物件，被土匪一抢而空，并各家日用器皿亦然搬尽，只存屋壳。独死尸却无一认收者。
甚至可以一点小事就胡来：
见各家无可食之物，忿怒纵火，一镇俱毁，仅存一篁多庙。
(《太平天国》五，第357，359，369，370，388，391，392，393页)
太平军的劫掠，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军需，相当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特别是当官的)想得到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太平军在永安和攻打长沙时，一再重申“不得再行私藏私带金宝，须尽缴天朝圣库”，可见即使在起事初期，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于是，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贼踞城中，搜括地窖，有悍贼积钱至万贯，将据而有焉。未几逆酋令之他往，仓卒不能赍运，别掘坎埋之，移尸覆其上，并杀掘坎者，惟一人逃去。后他贼至告之，遂瓜分所有，酬以数百千，其人至今存。(周长森《六合纪事》，《太平天国》五，第168页)
搜括财物，倾筐倒箧无论矣。凡复壁、承尘、瓦缝、墙隙，敲破撞坏，百孔千疮。花石之阴，砖版之底，亦复发掘无遗。而败簏破瓮，浅显埋藏者，转未窥瞰。间有陈年深窖，发掘多金，而主人曾不自知者。如此逐户搜寻，日必数次。忽闻贼酋续到，又必大索数日，彼去此来，纤毫无剩矣。(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太平天国》五，第274页)
城中富户逃出者，多窖金于地，往往泄漏为贼所得;而蔡吟涛家藏银三十万两悉被掘。于是按户勒捐之外，逼供藏窖，炮烙横施，日拆民庐，纷纷搜掘。(黄本铨《枭林小史》，《太平天国》六，第547页)
为了达到搜括的目的，有的太平军采用了“愈来愈酷”的刑罚。“贼与贼同队劫掠，各夺所夺，惟以先到手为强。或前行遇民团打仗，后者即乘间肆劫，饱获而归。或有非意之获，由间道潜行，惟恐相遇，对面竞呼兄弟，背面便以仇雠，魑魅伎俩，所不堪言。若引古语‘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比拟之，犹嫌文饰”。“破城半月后，虽榜示安民，严禁抢掠，而众贼不遵约束，若罔闻知”(《太平天国》五，第275页)。纪律完全败坏了。“奸淫之禁，伪示非不森严，而违令习为故常，至枭首游街，鸣锣示众，犹悯不畏法。……嗟乎!率禽兽以食人，而曰彼自为禽兽之行，果禽兽之罪乎?抑亦率禽兽者之罪乎?”(同上，第276、277页)潘钟瑞的结论是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难民看囊之钱，谓非所己有，而贼众抢劫之罪不问。严立奸淫之禁，而贼酋方广选女色。不许民间吸烟，见烟袋辄拗折毁弃，而众贼身畔各有短烟管;鸦片之禁尤酷，而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喜形于色。(同上，第284页)
曹大观《寇汀纪略》记太平军内讧后出走的石达开所部在福建汀州的情况。石达开军队的群众纪律仍然很差：
初八日，有冬官副丞相陈享容，年二十四，承宣黄绣全，年四十余，率党三万余，由宁来汀。刘远达及诸魁往东校场迎入城，毁神像，烧书籍，抛弃各先衙文卷粪秽中。奸民复籍大户姓名白于贼，凡富商大贾，显宦势豪，挟黄白之物走避远乡者，各为贼指其处。贼乃纠土匪千数百人，分路往迹之，名曰打粮;杀人者以血染其巾，谓之打先锋;财物狼藉，促所掳壮丁运入城。所得衣食与众共之;惟金银宝玩则归于主帅。若获蟒袍、补褂、朝珠、花翎等，则曰：“此妖头之物。”搜捕尤酷。如有窝匿隐瞒，必赤族屠之。又传令曰：“乡村进贡者免其纳税。”于是牛羊鸡鹜米豆薪油等物，输将恐后。然此贼欲壑未盈，彼贼复迫索如前数，辗转攫噬，不至赤贫不已;甚有夺妇女数十，贼轮奸至死者，受孕之妇，每剖腹视胎形男女。或向本贼主流涕诉之，则曰：“吾兄弟甚多，贤愚不一，难以遍察耳。”汀民于是深恨富镇不杀贼，贻患至此也。
是时长发盘踞府城，勒令曾炳文出乡募富室金，曾辞以耳聋，贼割其耳，逼其副室投缳死。经理钱局许开晨藏镪巨万，被贼席卷一空;并勒令许开富绅姓名，使各输赀充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左右司马伍长等名目);上户出番镪二千圆，马四匹;中户出番镪一千圆，马二匹;下户出番镪五百圆，马一匹。劣衿市侩喜为乡官者，辄榜报条门首，逆党见之，不掠其室;其不输镪马之富绅，贼必羁囚之，拷掠无所不至。
(《太平天国》六，第811，812，814页)
在外国人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或评价。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有一节《人民之苦痛》，认为太平军辖境同清廷治下之境对比，前者的老百姓在太平军的破坏政策下过着苦难、贫穷、疾病、饥饿的生活，而清政府辖区则是河道上“船舶云集;耕耘得法的田直到江边，而整齐舒适之村落庄田分布于两岸，一一可覩”(《太平天国杂记》，第124—125页)。宁波怡和洋行负责人格林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的信中说：“依我判断，这班叛党搞不出任何生意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叛党极其害怕，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叛党在城里正在破坏所有的庙宇，把庙里一切留下来的值钱的物件抢走。”(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94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一书中，有他根据外国人一本著作改写的《太平儿》一文，此文指出，“此时(1853年)太平军声誉日堕，军纪亦日坏”，可见这些未必都是“地主阶级”的偏见。
人民群众所受的伤害本来就够严重了，而太平军在一些地方(主要是在江浙一带)所设置的乡官，更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
所谓乡官，就是太平军在当地设置的为太平军服务的基层干部。这种肯于、勇于出来干的人，可以预料的大都是“无赖之徒”、“无恶不作积年土棍”、鸦片贩子之类痞子。
《海虞贼乱志》不止一处写到这些乡官如何奉太平军钱桂仁之命科索乡民，其中一段说：
钱毛奸见过钱逆，迳到梅里书院，传齐伪职，亲讲道理。讲道理者，即沿途比较也。分派统下头目，散往各镇，将庙中神佛移置别处，大殿改作天父堂，排书案，群毛执刀列两行，拘农民具限期，每亩赋役折价，涨价至二千零六十文，农民何力完办?到麦熟，有未清者，伪职代坐天父堂，看司马伍长交出欠户，当堂行杖，命所差随至其家，将所收麦子蚕豆尽行拿出作价抵偿。老幼男女见此情状，泣泪如雨。盖麦子蚕豆农家磨麦炊饭，炒豆加油盐作菜食之，以耕耘禾苗也。今被拿去，奚能种熟田亩?是以不胜哀戚。更有贫户无春熟者，责承司马伍长垫赔，抑或垫赔不足，关锁黑牢。黑牢者，拣庙中幽僻之室，另砌一间，白日无光，又无桌凳，推入其中，外面看守牢固，俟他熬苦不过，送信到家，将衣服器皿抵偿赔数，再出差钱及开锁之费。(《太平天国》五，第372—373页)
隐名氏《越州纪略》说：
乡官居于乡，为贼设伪居，稽户口，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有田者令输租亩人三分，民家租额皆下于局，各户赴局买票，数十百钱不等。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商家侨寓之民，砧斧尤亟。商人藏盐皆禁锢，据为己有，别立伪官曰“盐师帅”董其事，亦名乡官。凡贼所需，乡官率奔走恐后。为贼寿，鹤鹿皆生致以献，此非越产，不知何自来也。乡官既得贼势，乡官者，又仇于乡官，由是各报私仇，横行乡曲，衣锦梁肉，同于素封，饥寒苦况不知矣。然越州蹂躏，较善于他郡者，又未始非乡官之力也，抑亦土不甚瘠耳。(《太平天国》六，第769页)
王彝寿《越难志》具体谈到这些乡官为非作歹的事迹。其中一则是：
贼发门牌，下令民间，有不以牌悬门者杀无赦。牌纸需费银二饼，乡官肥己又加米也。小有田产则故掯之不与，意外需索，必满所欲乃已。一迁延，即以大锁锁至局，酷如治盗贼。百姓冤苦，多鬻男女以偿者。又发店凭、商凭;令把卡伪官按日抽厘。虎兄豹弟，层层刻削，以致市场物价腾贵，较平时倍蓰，垄断转或得利，而居民益窘矣。(《天国史事释论》第361页)
仅仅门牌一项，就有那么多花样，乡官成了肥缺，“伪职声势中倍利害，诸无赖投做听差者收不胜收。各伪职转令投毛，而民间偷鸡剪绺，掘洞橇门，一切匪类，公然有职司之体面人已”(《太平天国》五，第371页)。常熟一小地方的乡官柯福堂，挥金如土。他手下一个叫刘百川的，“倚势招摇，横行无忌。贩布北沙，获加倍利，带鸦片回南，存局中寄销获利更甚。甚而以局中银洋买布，过北带回鸦片抵偿，往来海面，无日休息，如是者仅一年余，已得数千，较之做长毛更有滋味，北沙人谁不瞻仰，本地人谁不畏服，真非帛不暖，非肉不饱矣”，“若长毛再立数年，百可为巨富”(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89—90页)。还有更让人发指的。张德坚《贼情汇纂》讲到乡官在执行太平军不准剃头，剃头者斩的禁令时所采取的极可怕的野蛮措施：
贼立乡官之处，见有剃头者亦不尽杀，辄用粗砺砂石磨其头皮，顷刻血肉狼藉，而以盐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太平天国》三，第317页)
乡官们的胡作非为，作恶到人们忍无可忍的地步。海宁花溪冯氏《花溪日记》记录了一次当地由乡官施虐而引发的反抗事件：
(十一年)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不堪命。海盐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并欲征银，每两七折价二千零五十。茶院陈雨春，人颇诡谲，向办贡事，暗中指点，自谓可以瞒众，至征银事起，遂与奸书王竹川盘踞局中，炙手可畏。归应山亦从贼，先设完银局于其宅，名陆泉馆，黄八十嫉之，互相辱骂，归为黄缚，解屿城杀之。其子应生图报父仇，复被黄大老(八十子)计诱，杀于法喜寺中。五月初，又欲分门牌，写人丁，每牌乙元四角，每人日征廿文，每灶日一百，行灶五十。五月初九日用枪船先追完田银，士农畏其虎势，无不输钱完纳，仍以咸丰十年串票发之，至十一日共完千余。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链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缴而出，轻者推入马棚。又闻屿城贼访得殷富者五人，札谕为师帅，办门牌，先欲借洋五百元为填款。此皆八贼指点，藉此图肥，于是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局中常聚五六十人，耗费日数十千，所收钱文，与贼不过十之一二。可怜割万民剜肉补疮之资，填匪类之欲壑，故入其党者罔不桀犬吠尧。五月初九日，竟将门牌灶费及外庄田银尽行发动。初十日为始，毋延顷刻，间有业主趁势收租，亦借枪船恐吓，追取甚紧。当此士民无所控告之际，幸有义民沈长大住海盐之周图，性颇侠，有智勇，明逆顺，闻贼局狠暴，心怀不平，欲集众毁其局，恐无从者，适该图地保将澉局银事与商，沈暗称曰：“今可激怒众人矣。”
因谓曰：“汝何不遍问业主愿完否?倘拂局中意，必解屿城。”保遍问，皆愿。沈意阻，复曰：“既如此，业主必收租，再问各佃愿完租否?倘无力清还，业主控告局中，亦解屿城。”保又遍问，亦皆曰愿还。沈又曰：“事势如此，汝遍约明日，必每家一人齐至澉局，问明乡官姚成初(子亦诸生)，每亩当还几何?”佃等皆踊跃。沈果智者也，先以逆挑之不动，继以顺赚之，皆踊跃矣。虽其人向游荡，然此举不愧为智勇义全备矣。遂于十一日麇集千余人至澉城，适黄湾数百人彼因上日局中强买，亦来寻衅，各攘臂打入，捆缚姚成初，局屋毁拆，成初跪求释之。众相约曰：明日寅刻，起身去打通元局，再攻屿城。沈曰：“众等如此，亦我一县之福。然而此行也，名正言顺，愿汝等无攫取财物，无妄杀戮。”众等惟命。通元局中闻风剃发，连夜逃亡。及明，沈先鸣锣，各处应之，沿路亦捉人帮打，共聚万余人。头裹白巾，手执木器，饰白为号。西行至石牌桥，见二枪船，获其一，烧毁之，并四枪匪掷于火。当时匪与洋数十元，求免，沈掷河不顾。南湖胡四老为局中走狗，先行逃避，众等欲烧其屋，其同居恐延害，哀求免之，其私屋尽被敲毁无剩。戴方桥王冒冒向从陈雨春在局帮办，亦声势赫奕，众索其人不得，同居出谓曰：彼止间半屋，断不可纵火。众乃舍之去。至茶院陈雨春及其侄七老两家，霎时焚烧尽。七老亦打造枪船帮办局事，并私打先锋故也。所开烟店屋亦皆打毁。众等遂蜂拥至通元，将黄八十家先踞截屋边，亦纵火焚之，忽火光中黑焰充天，众皆骇然，有知其谋逆者，指是私藏无数火药故也。局屋系强僭，惟打毁而已，锁系班系房六人，尽放出，皆曰：“今乃得见天日矣。”(《太平天国》六，第679—680页)
这里记下的，只是许多反抗事件中的一件。类似的材料有的是。失控的流民对太平军事业的有害无利，处处可见。太平军内部和太平军所统治的地域，根本无所谓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乡官竟帮地主收租，《天朝田亩制度》的有名无实，不在话下。
毛泽东在将近一百年之后谈到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游民无产者时说：“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太平军显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