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贿选总统：“五千元”贿赂议员一票

　　民国时期猪仔议员的“五千元”一票

　　曹锟贿选总统，是民国史上一桩著名丑闻。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先逼走国务总理张绍曾，再以“劫车索印”的强横手段迫总统黎元洪下台。随后，拥曹之津保派在甘石桥成立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为核心，掀开贿选大幕。

　　当时多数国会议员，对贿选一事心照不宣，关心问题主要是票价与付款方式。同为议员，同样是一张“神圣”的选票，喊价不同，付款要求也不同。这都需要解决。

　　9月，甘石桥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初步确定选票5000元一张，在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后来票价未变，但付款方式有改。

　　天下无不透风之墙，此事为新闻界揭发，立即引爆舆论，时人将受贿议员称作“猪仔议员”。国会议员也有些人假装硬汉，做出高蹈避贿的样子，由天津跑到上海，但经不住5000元之诱惑，又由上海跑回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史学家李剑农辛辣地讽刺说：“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和五千元的银行支票用天平较量较量，觉得那五千元的支票还重一点;他们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较量他们自己的骨头和支票的轻重的时候”。

　　10月1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自下午1时起，至夜11时止，每2小时一班，共分5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通知各议员，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是日到会者，达400余人。宴席上，主人简单客套几句，别无他言。盖设宴目的只在点名。

　　据当时《北京报》揭发，贿选支票在总统大选会之前数日就已发放，支票签字有“洁记”(边洁卿担保。肮脏的钱居然签字为“洁”，真是讽刺)，支款数目、签名与骑缝处均盖有“三立斋”字样的长圆木戳。

　　不少省份对该省接受贿选支票的议员口诛笔伐，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不过“猪仔议员”们笑骂由人，不管吃相如何难看，但求五千元落袋为安。

　　10月5日上午，总统选举会召开。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2票，陈炯明2票，陆荣廷2票，还有吴景濂等多人各获一票。另有废票12张，其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还有投“五千元”一票、三立斋”3票。

　　需要指出的是，曹锟贿选固然可恶，但他毕竟在上任数日后就出台《中华民国宪法》(其草案已打磨10年之久)，鼓吹新闻自由和联邦分权等，是中国正式公布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曹锟在贿选前，采取的也基本是政治博弈而非武力征服的手段：既要给近500个作为社会贤达的议员一些短期承诺，又要与派系对手谈判，还要给百姓一个未来愿景。而其选举投票的过程，也符合法定程序。

　　贿赂选举，可能形成社会堕落、民意被奸污，从而导致民主政体被腐蚀。不过也有政治学者指出，贿选确是一种罪恶，但也有安定的作用，且其伤害远较暴力控制选举为轻。某种意义上，贿选是暴力与制度化的中间站，是可以容忍的过渡现象。贿赂带有认同的意味，在政治现代化中，有认同才有安定。暴力的意义正好相反。因为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人民不必用暴力而是用选票来更替政府，只需要谈笑间从家中走到投票所。面对贿赂与暴力，如果必选其一，社会和人民宁愿容忍贿赂，避免暴力。

　　其实，贿选在罗马时代就有了，当时罗马人热衷于贿买官位，而议会职位也被视同官位，可以买卖。罗马人常常通过一种叫“舌人”的政治掮客行贿。英国人继承了罗马的传统，也用舌人行贿。美国人又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只是将“舌人”改名为“选区售票员”，听起来更加洋气。18世纪英美的贿选，费用相当高昂，有时一张选票可卖到上千英镑，其购买力不低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不过，1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的贿选情况都得到好转，主要因为技术发展、经济进步，人民生活水准和教育程度都普遍提高，权利意识与民主理念也得到提升。此外，政府立法严惩政治行贿和限制选举行为，也是重要原因。

　　台湾学者张朋园在其名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中，详细分析了1918年安福系国会贿选及1947年国民党立委与国民代表选举中的贿选状况，将之归为威权主义下民主的扭曲。但更为可怕的是极权主义下的选举，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对之有精湛批评：“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凯旋门，是立国之道;选举在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是统治工具。独裁者以选举获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为极权”。在极权政治下，选举要么沦为纯走形式的工具，要么被根本废除，也就谈不上贿选不贿选的问题了。

　　金融史研究者王巍指出，政治贿选在今日世界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开贿选基本已成暗流，而政治献金和捐赠制度正被西方各国广泛接受。政治献金和捐赠的公开性、专属性以及非直接回馈性，使其与贿选有相当大的区别。但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仍留有巨大的灰色地带，也是选举中较难被法律控制的领域。回顾90年前的曹锟贿选事件，我们应当有更加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