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写过不下10份遗嘱 为何没打算让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写过不下10份遗嘱，主要是交代哪些内容?

　　陈红民：他的10份遗嘱不都是晚年写的，他从1920年代就开始写遗嘱了。

　　民间私下对蒋过世七八天前的那份公开遗嘱有质疑，一方面因为它充满着自我标榜与政治口号，空洞无物，一方面因为官方宣称蒋是在睡眠状态下过世的，事先无征兆，怎么写遗嘱呢?但蒋介石有留遗嘱的“特殊癖好”，他认为生前就要把事情交代好，大部分遗嘱都是早期写的。

　　1920年代他就写遗嘱，当时在打仗，遗嘱是关于财产怎么分——不过他当时也没什么财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学生冲击外交部，王正廷、蔡元培被打得头破血流，他又写了一份遗嘱。

　　1934年的遗嘱大概是最正常的，是他跟宋美龄第一次回到奉化，碰到要处理蒋经国、蒋纬国和宋美龄的关系问题，他写了一份遗嘱，除了交待他死后宋美龄要与经国纬国以母子相待外，还说财产如何分，甚至说到死后要与宋美龄合葬在南京中山陵。

　　西安事变时他写了3份遗嘱，蒋经国、蒋纬国1份，宋美龄1份，交代家里的关系。他对宋美龄说如果你对我好，就把经国、纬国当成自己的儿子，又对经国、纬国讲，如果认我做父亲，就要把宋美龄当作母亲。之后，又像孙中山一样写了一封《告国民书》。

　　到了台湾，1962年蒋介石因为前列腺要动手术，写了一份遗嘱交代“交班计划”。当时陈诚是副领导人，如果蒋去世的话由陈继任领导人;剩下台湾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他要求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周、袁是台湾省主席、交通部部长，地位较高，蒋经国当时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

　　1971年蒋介石写了1份遗嘱，说如果他不在了，蒋经国可以做严家淦的助手，担任“行政院长”，且党政必须采取集体领导制。当时制度上规定严家淦权力最大，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不信任严，也是在提醒他不能把权力全部继承，实际上是让蒋经国通过集体领导制获得权力。

　　1972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接班人”的地位基本稳固了，所以这以后的遗嘱就完全不涉及人事，只剩“反攻大陆”这种很“空灵”的事情。

　　蒋介石去世后，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和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是这样的：“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经国如何接班

　　东方早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首先继承问题当然很重要，但1972年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之后已尘埃落定。事实上，1972-1975年蒋介石的生活相对悠闲，因为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比如“反攻大陆”，已然无望，他心里很清楚。剩下的经济建设，他自己也不是太懂，当时在台湾推进“十大建设”，这些工作主要还是蒋经国他们在做。

　　其实蒋介石晚年就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如果变化不好，他就被人家玩掉了。他自己没有任何砝码。

　　东方早报：蒋介石最终把“接班人”的位置传给了蒋经国，这个“传子计划”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陈红民：我认为一开始是没有所谓“传子计划”的。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编注：蒋经国生母)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东方早报：蒋介石不信任老部下，执意要儿子接班，是否受到大陆时期的经历和教训的影响?

　　陈红民：不完全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蒋介石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他有现代政治意识但他做不到，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我个人感觉，他对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没有蓝图。

　　所以他很多政治经验都来自传统社会。他首先是要确保国民党政权不丢掉。第二，在把他所有的对手打倒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能接班，因为他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继承他——陈诚去世，吴国桢被赶走，剩下的这些人中，严家淦比较能干，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很浅，军队也不会听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来领导国民党的政权。

　　蒋介石心目中的国家领导人，领导的是一个现代社会，比如军权、司法权是分制的，经济交给具体的部门，这就需要领袖必须是全能的，需要全方位的培养。最后就像他自己一样，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全才，继承他的人也必须是这样。

　　另外蒋介石年纪大了之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也很窄，他同辈的比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人，他看不上了，他学生这一辈他也看不上，最后他也找不到人接班。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蒋经国，只有这个儿子。

　　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党伦理，选择领导人既要有能力，革命经历也要有。这样来看蒋经国，他的履历完整，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过锻炼，国民党内除了陈诚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和他比。其实蒋经国也不容易，1949年开始培养，到1972年接班，20多年的培养也真是下了血本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伦理，好坏另说，但也不能说蒋经国完全因为是蒋介石的儿子就做了地区领导人。

　　东方早报：关于蒋介石去世消息是如何公布的?台湾社会的反应如何?

　　陈红民：蒋介石去世是1975年清明节。那天白天天气特别好，到晚上突然就电闪雷鸣，蒋经国就称他父亲病逝时台北的天象是“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当时蒋介石已经生病很久了，所以很快就公布了消息，没有特别之处。

　　他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4月5日蒋去世的当晚，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及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交各传播机构播告。

　　蒋介石是基督徒，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甚至一般民众都不知道。所以遗嘱中有“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大家很奇怪这怎么能联系在一起。他陪葬的书中既有孙中山的书，也有基督教的《荒漠甘泉》等。

　　对于当时台湾民众来说，蒋介石去世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毕竟他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及。各种假期活动取消，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下半旗哀悼，民众多佩戴黑纱。

　　另外，当时世界政治局势还有不确定性，虽然蒋经国上台，但民众内心还是有恐惧，台湾何去何从，所有的压力都还在。

　　4月9日中午，蒋介石遗体移到台北“国父纪念馆”灵堂，并于10日-14日开放灵堂，供民众瞻仰遗容。据台湾报纸统计，5天内前往瞻仰者达25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