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粟裕大将谈起何事委屈掉眼泪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1936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11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