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为此,在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却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讲法,这是回光返照。不是好兆头啊。
事后,大家十分后悔。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一定是在找大姐。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想到要把邓大姐喊过去。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日历上写着农历十二月初八。俗话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
天刚放亮,已经感觉又是一个乌云密布的阴冷天。
本是每天早晨8点钟医疗组全体人员开交班会,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的时间,这一天7点40分大家已集合在小客厅里,主治医生吴阶平主持了交班会,值夜班的医生护士详细地向大家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以及大小便等情况。由于周总理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新情况就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早会后,张佐良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总理床边,见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嘴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大夫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这意味着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即将展开,但这次能像前几次那样幸运,将总理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吗?
这一天正好是高振普值班,因为他以前听医生们说过,人要是不行了,手先发凉,从总理进入病危阶段,他一到总理床边上,就习惯性地先摸摸他的手,要是暖和,他的心就踏实一些,要是凉,他会马上喊医生……8号那天一早,说也奇怪,他摸总理的手并不冷,而且还暖暖的。因为他一夜没合眼了,就准备去休息一会儿,可没有走出三四米,就听见身后的电铃响了。这个电铃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高振普一听这电铃,心想不好,赶紧返回去。这时大夫也都跑了过来,跑过来就赶紧看周恩来的心脏监护器,眼看着快速跳动的光波,由140一下就掉到了130,几乎就在一分钟之内,心跳直接掉落到了70以下。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他立刻提出要做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当时张佐良暗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即使清楚,哪还有什么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