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元帅被官兵称为“布衣元帅”？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徐向前对自己的子女，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提供过任何照顾。“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徐向前常常告诫子女的一句话。他教育子女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要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他最担心子女们不求新，不上进。他曾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

　　徐向前的大女儿徐志明直到退休时还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二女儿徐鲁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是我国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鲁溪一家三口都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让她十分委屈，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不是特殊照顾，这才安下心来。最小的女儿徐小涛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当年，徐小涛中学毕业后被指派去内蒙古插队，按说，女儿年龄小，身体从小就不好，只要徐向前说句话，女儿就可以免除插队之苦，但他还是那句话“孩子的路要靠自己去走”。小女儿听从爸爸的话，背起行李就去了荒凉的大草原。

　　徐小岩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出生于1947年，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回忆起父亲，徐小岩说：“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同学中也可以说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谁的家长官大的，但我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首长’具体是多大的官，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权。”徐小岩从家到学校，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每次家里会给我3毛钱，但因为嘴馋，有时候在放学路上，我经常把车费拿去买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

　　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天都黑了才回到家。徐向前见到儿子，着急地询问为什么才回来，徐小岩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所以步行回家。徐向前没有责备儿子，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只给3毛钱车费。太原解放前，阎锡山是五台人，当时太原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说法。徐向前也是五台人，太原解放后，社会上很快流传着

　　“阎锡山跑了，徐向前来了，这以后，五台人还可以跟着沾光”的说法。徐向前知道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可不是阎锡山，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要用事实证明我们和阎锡山是完全不同的人。太原城刚解放，一些亲戚朋友就来找徐向前，希望他帮忙谋个官当。徐向前对这些来访者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以耐心说服教育。一些人理解了，逢人就讲：“还是共产党的官好，不贪不占不徇私情，咱们国家大有希望了!”也有的一时不理解，没能沾上光，说徐向前这个五台人“六亲不认”。有一天，他的两个亲姐姐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生活上给点帮助。早在抗战初期，他的两个姐姐就都把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但两个外甥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这一次见到姐姐，徐向前好言安慰，赞扬她们为革命献出了儿子。他对姐姐们说：“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成由勤俭败由奢

　　生活中的徐向前十分简朴，在他家里，有一只小小的白木箱，由几块木板钉成，没上漆，做工也很粗糙。在战争年代，这是他的随身物品，跟着他“南征北战”，显得异常陈旧，新来的公务人员总想把它当成垃圾处理掉，但几次都被阻止了。1950年，徐向前从青岛赴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秘书想，总不能再带着这只破箱子参加会议吧，便对他说：“首长，我想去北京开会前，到街上买只皮箱。我打听过，买只小皮箱，用不了多少钱。”徐向前说：“还是不买吧，我看小木箱挺好的，它跟着我走了那么多地方，去北京为什么不能带上?去年好多地方闹了灾荒，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嘛!”几块钱的小事，徐向前硬是不准，这使秘书深受感动。他把文件、书本等放进小木箱，提着它和徐帅一起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安下家之后，徐向前的家中又多了个“百宝箱”，里边放着钉子、锤子、钳子等工具。那时候，徐向前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庭院，房屋是旧的，家具也全是旧的。家里的桌子、凳子等家具坏了，他常常是自己动手修复，这一切，身边工作人员看到后，慢慢地也都学着修理破损的家具，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

　　20世纪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的便衣，以备某些场合穿着。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苏联住了四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凉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

　　眼看着同志们冻得都要当“团长”了，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是不是可以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但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外汇，便对管理生活的同志说：你让使馆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带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让他们找黄杰同志取来。”那位同志想：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何必再让黄杰找呢?

　　他对徐向前说：“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80年代初，大别山老区的几位同志来北京看望徐向前，当时他已经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们。老区来的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一开始只报喜，不报忧。他越听越不高兴，问道：“群众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吃不饱饭的?”这一问，顿时冷了场。最后，一个小伙子说：“您还记得七里坪吧?我们下去做调查，那里群众生活依然很苦，有个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个碗……”徐向前听了，不自觉地从躺椅上慢慢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那之后在他82岁生日时，身边工作人员要给他做寿，他坚决不肯，一再念叨，还有“7口人，只有6个碗”的老百姓!从此以后，徐向前再也没有过过生日，只是在85岁大寿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照了张合影。

　　后来，他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应运而生，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

　　柳荫街的普通居民

　　20世纪60年代初期，徐向前一家搬到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附近的许多居民看到战功赫赫的徐向前元帅是位衣着简朴、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居委会干部每次去他家办事和访问，徐向前和夫人都热情接待，仔细询问这条小街的居民情况，关心这里的文明街道建设情况。他常常对街道居委会的干部说：“我也是柳荫街的普通居民嘛!”他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军民共建文明街道的活动。他们植树种花，清除垃圾，整修街道，疏通水道。

　　一次，警卫战士袁满囤为抢救落入什刹海的群众不幸牺牲，徐向前和街道的居民们都十分难过，柳荫街的居民们为烈士树起塑像，徐向前亲笔题词。他还提出要通过学习袁满囤的事迹，进一步发扬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并向街道居委会的同志和柳荫街驻军干部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把建设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

　　二要着眼于改变人的精神面貌;

　　三要下工夫搞好失足青少年的思想转变工作。柳荫街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使柳荫街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1982年冬，徐向前兴致勃勃地为街道挥毫题写了七个大字：“柳荫军民文明街”。

　　最后的临终遗言

　　1990年6月，徐向前因为肺病住院治疗，那天出门前，他无比留恋地望着自己居住的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回不来啦……”住院后不久，他发起了低烧，病情日渐加重。6月29日，病中的徐向前也许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8月5日，病情更加严重，他对围在病床前的子女吃力地重复了自己的三条遗言，并再次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徐向前病重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前去医院看望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徐帅是老布尔什维克，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去世的那天凌晨，习仲勋赶到医院送别他，回家后悲痛万分，写下了“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几个字，这是对徐向前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病逝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讣告，高度评价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