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每次恐怖袭击 遇害的总是大使

　　文明落后的国家袭击大使馆是家常便饭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是人类自中世纪就有了准则。不过说的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事实上历史上不止杀死使者，更有甚者，为了表达羞辱，特地把使者的耳鼻割下送回去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到了近代这么野蛮的事情开始减少，西方各国带头开始将外交活动文明化。不过，在一些文明世界的边缘，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近代化，结果就出现了清军伙同义和团杀死德国大使柯林德和攻击使馆，这样的闹剧。

　　比时，柯林德的悲剧并非清国军民偶然的意愤行为，而是清朝顽固派已经打定主意的结果。在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在华的外国人。徐氏之折称：“外洋已干众怒，亟宜顺民心以锄非种”，“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愤，则上报君国，下保身家，不至再为洋人鱼肉。”虽然这份奏折稍微晚于案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头兵敢于在大街上枪杀一国公使，显然不是一个士兵血气上涌，凭借个人胆色做得出来的。这种奏折中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和当时弥漫社会的戾气，才是悲剧的源头。

　　在亲历这些事件的普特南·威尔的记述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义和团的奇异服饰。

　　1900年6月14日，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手执枪刀，身束红布，由城外群冲涌入京城，一时齐声呐喊，声震云天。见此情形，“意大利兵在使馆街之尽处，受此惊骇，几类狂易，人人皆面色发赤。”随后在交战中，普特南·威尔常见到义和团身着各类奇装异服，“见多人成一队，皆服饰奇异”，“身穿红布长衫，周围以蓝布缘之，头戴红帽，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之帽”。义和团团民以红布巾蒙头，布巾余下二尺悬于脑后，胸系八卦肚兜。肚兜内有保命符，作战时义和团自信有神灵护体，故而勇悍绝伦。而且由于厌恶洋货，故而在兵械上义和团崇尚旧式刀矛。

　　义和团入京后，到处求购旧式武器，竟至北京市内旧式刀枪售卖一空，重价也难购得。各铁匠铺日夜开工，赶造刀矛也供不应求。清廷对于喜用旧式武器的义和团，也予以支持：“庚子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曾令各营所将旧存枪炮刀矛赶紧修理以备民团领用。”义和团所用武器，基本上是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连土枪土炮等武器也甚少。在北京攻打使馆驻区及西什库教堂时，义和团团民所持武器不过是刀矛，而防守方所持皆快枪，故而久攻不克，损失惨重。

　　更可笑的是义和团对于各类法术痴迷到荒唐的程度。“尤为可笑者，天津拳首曹福田，临阵手持二尺许秫楷(高粱秆)告人曰：此乃玉皇所赐之宝剑也，吾在阵前对敌军一指，敌首即纷纷自坠矣。”这导致一些找不到旧式武器的义和团成员，竟然拿起高粱杆做兵器。

　　以今天的眼光完全不难看出这是一只地道的邪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守旧、排外，哪怕是生死关头，依旧拒绝使用先进武器，但是就是这么一只队伍，却用来和配合清朝正规军攻打外国使馆。其理由也简单，直接绕回了本文的主题：因为列强不支持老佛爷的政治主张，大使作为一个“实体象征”，成了老佛爷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