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期间曾出动开国上将只为获得一份报纸

　　1935年4月底的一天，陈光接到红军总部保卫部门通知，因毛泽东患病，要红二师给毛泽东挑选担架队员。陈光将这一光荣任务又交给了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在贵州桐梓县，曾思玉因流鼻血，部队要出发，师首长派一副担架抬着他走了两天时间，抬担架的就是肖班长和刘同志。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负责毛泽东日常事务的管理员、警卫员、挑夫和抬担架的6名担架队员陪同他休息。当曾思玉经过时，担架员肖班长大声地喊：“曾主任，曾主任，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啦!”毛泽东听到喊声，立刻放下书本，好奇地问身边担架员刘同志：“哪个是曾主任?” 刘同志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泽东：“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他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担架员就是他一个一个跟我们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忙跑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和问好。这时，肖班长赶紧向曾思玉汇报：“遵照你的指示，我们一路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非常关心和体谅我们。道路不平或爬山时，他不坐担架，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拄着一个拐杖行走。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曾思玉对这几个担架员说：“你们辛苦了，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毛泽东随即问曾思玉：“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报告主席，我24岁了。”毛泽东笑了起来：“才24岁呀，年轻小伙子嘛。”然后又说：“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我曾五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我率部队攻克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还送过十支步枪给你们县苏维埃政府。”曾思玉接上话：“那年你还在我们县城大王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已经参加了赤卫队，当时部队派我下乡，所以没能聆听到你的讲话呀!”毛泽东“噢”了一声，接着说：“1932年7月，我还在你们县城水东村新屋里住了14天，你们县城有一座宝塔，十分漂亮。离宝塔不远处的桃江河上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十分雄伟壮观。信丰土特产很丰富，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三宝‘萝卜、烟叶、红瓜子’，还有红辣椒、草菇，尤其这草菇鲜嫩无比，美味可口……”毛泽东十分亲切地与曾思玉攀谈起来，最后鼓励他：“通信工作很重要!有许多命令的传达就要靠你们用铁脚板去完成的。”“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克服困难，吃苦耐劳。”这是曾思玉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又第一次得到毛泽东的夸奖，一路上曾思玉都兴奋不已。

　　曾思玉奉命为毛泽东送信给徐向前。出发前，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

　　长征途中，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倾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关键时刻，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毛泽东亲笔给徐向前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这封生死攸关的急信是谁送的呢?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但是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人数不足3万，而他有8万多人时，开始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逐渐膨胀，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他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行动方针上从阳奉阴违到公然反对。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即红一军团)、第三军(即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红一方面的第五军(即红五军团)、第三十二军(即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两路军到四川省的班佑会合。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到达四川省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8日晚，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养病的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北上与南下问题。深夜10点，以参会7人名义电告张国焘，敦促他率左路军北上。9月9日上午，张国焘对党中央电报置若罔闻，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译电员吕黎平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吓得愣住了。电报的核心内容是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感到事态十分严峻，借机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嘱咐叶剑英交给陈昌浩。

　　当会议结束后，陈昌浩得知了张国焘的密电内容，就找到毛泽东说：“我接到来电要南进，怎么办?”毛泽东回答：“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周恩来、王稼祥病重，都住在三军团司令部，我和洛甫(即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恩来、王稼祥开会研究一下吧。”陈昌浩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9月11日早晨，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曾思玉叫去。陈光手中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你带六团第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无论如何要把毛泽东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随后，陈光、肖华带曾思玉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所在的屋子里。陈光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毛泽东见到曾思玉，满脸露出笑容：“哎呀，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然后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立即敬礼回答：“请主席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看着曾思玉，神情变得更加严肃：“曾主任，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随后，曾思玉带红二师第六团第一营和电台，冒着细雨，迎着迷雾，向目的地跑去。经过强行军，大约在下午2时，曾思玉和所率的第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立即对东西两面道路观察，并判断出徐总指挥的马队尚未经过此路口，曾思玉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心里想，这下可好了，完成送信任务更有把握了。随即命令营长曾保堂带部队立即布置警戒线，还派出观察哨，用旗语作信号联络等候。曾思玉带一个班则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观察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奔驰过来了。曾思玉心想，可能是徐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先头几个骑兵飞奔而来，刹时就到了面前，曾思玉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了下来。曾思玉问：“请问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马背上的红军战士回头指着徐向前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徐总指挥。”曾思玉万分激动而惊喜地问：“您就是徐总指挥?”得到肯定回答后赶快把信呈上。徐向前接过信，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仔细地看了一遍。只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心里也是极度紧张，他向徐向前敬礼，然后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略为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字。”并详细地询问了曾思玉的职务，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后，逐一作了回答，并向徐向前敬礼，然后就返回追赶部队。后来，曾思玉在他写的《前一百年》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情节：“给徐总指挥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高级指挥员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揣摩着，毛泽东给徐总的这封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阐述为了挽救红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而造成互相残杀的悲剧。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领右路军继续北上的事实真相，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时，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最危急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天上午，曾思玉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师部，并简要汇报了送信过程。陈光、肖华听完汇报后，满意地说：“通信主任亲自执行，火速送毛主席的亲笔信，圆满地完成任务，使毛主席放心了!”曾思玉把徐总指挥签字的收条交给了陈光，陈光迅速派人把收条送交毛泽东。

　　曾思玉带侦察连意外缴获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看后高兴地在大会上宣布：“我们再经过几天行程就到陕北，就同陕北苏区红军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