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并未抱头大哭

　　首先，她从题目讲到怎样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她说：“根据我已经看过的内容，对书名提点意见。因为是讲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活动，用‘故事’二字不妥。”她亲笔改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她又说：“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写出来的，用‘故事’二字就冲淡了它的真实性。书名请胡华同志再考虑一下。”后来她还拿出一本《西行漫记》给程振声看，并说，“我过去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第四章讲《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就是主席的生平，这是主席讲的，斯诺写的。后来又经过主席修改过。我推荐给他(指胡华同志)看看这一节。”“你看这本书一是写的青年时代;二是长沙时代;三是革命前;四是革命时代;五是苏维埃运动;六是红军长征。不是说一切都是按照主席这样来写。问题是，我们学习主席是怎样看待一个人的成长，以便能够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恩来同志的经历。”

　　其次，她说：“‘五四’以前恩来同志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在书中把主席的活动和恩来同志的活动连在一起，这样不合适。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希望把这部分(指把主席与总理连着写的几十段)删掉。那样写，给人的印象是牵强附会。”她接着说，“不管是写‘故事’也好，不管是写历史也好，一定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第59页中写道：‘大家都高兴得互相拥抱。’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拥抱’，在解放前，咱们中国没有这个习惯。解放后迎接外宾的时候，人家来拥抱了，咱们也拥抱，人家不拥抱，咱们也不拥抱。书中那样写，好像60年前就有这个习惯了，这样就不实际了。”她还说：“关于他(指周恩来)在南开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只是在文字上提出些意见。但在事实上也没多大问题。我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他的。我看了十五段，可以肯定。”

　　最后，她强调指出：“首先是文风，其次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更不要言过其实。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对党八股，现在我们反对党八股言过其实。这个问题要考虑，比如第二个题目‘从小立志救国’，这个题目好像古人讲‘少有壮志’。这样不行，好像有点林彪的‘天才论’了。过去有人讲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时，主席讲过，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嘛。所以，关于第二个题目，他(指恩来同志)那时才十二三岁，这样写就不符合事实了。这个题目要改，怎样改?请胡华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开始关心国事’，好不好?”

　　她把亲笔修改过的那一稿让程振声拿给胡华看，为什么这样改，让程振声解释给胡华听。

　　后来，程振声逐字逐句向胡华汇报了邓颖超的具体修改意见。胡华非常重视邓颖超的意见，表示一定按邓颖超的意见修改书稿。

　　“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编辑人员：“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在几次谈话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导编辑人员要实事求是。她说，对于领导人物，不要总想方设法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这不是实事求是。她指出，领导人物的思想也是有发展过程的。例如觉悟社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有的认为是革命组织，邓颖超就没有赞成，后来写为进步团体，她才点了头。她说，在觉悟社时，就是周恩来，信仰也还没有定，是后来到了欧洲后才确定的。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她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写给他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邓颖超不仅给以如此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辑(撰)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当送去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史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辑(撰)人员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譬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定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又例如，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给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时期都担负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即李锡九)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相关文稿外，邓颖超还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她在阅读《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邓颖超曾经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结合用眼、用手、用脑、用笔，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邓颖超又问：“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一下红到了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