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 向主席提出要保刘帅

　　后来，邓小平多次谈到这次会议是错误的。

　　据张震回忆：“早在1973年8月，小平同志就收到一位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迫害同志的申诉信，他当即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一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要求作出正确结论，是合理的。”邓小平还特意将此信转给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而邓小平对于平反“反教条主义”的正式表态，是在1980年9月30日。这一天，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到邓小平住所汇报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有关情况。当时的情景，《张震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们一起来到邓小平同志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

　　当谈到‘反教条主义’问题时，得志对小平同志说，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一段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有人讲，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

　　小平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马上表示：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小平同志还向我们讲了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具体经过。”

　　这一段史实，不仅有张震将军和有关当事人为证，《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传(1904—1974)》和《刘伯承传》也都有记载，不知网文作者“碰了大钉子”一说从何而来?

　　邓小平对此事平反的明确支持很快就产生了作用。这年10月，由三总部召开的全军院校会议上，总参谋长杨得志明确表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1年11月23日，张震作为副总参谋长在全军防化战备会议上又专门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邓副主席去年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刘伯承年谱(1892——1986)》对此进行了准确记载，网文作者却视而不见。

　　1982年，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发去致敬信，充分肯定了刘伯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成就。同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伯承军事文选》(内部本)由战士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自题写书。

　　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元帅在北京病逝。14日，在万寿路总后礼堂举行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邓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场。16日，刘伯承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21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悼伯承》一文，深情回顾他与刘伯承几十年的真诚友谊，对刘伯承的业绩、风范和才干给予崇高评价，文章又专门写道：“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这篇文章后来收入经邓小平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邓小平文选》中唯一一篇关于悼念的文章，足见邓小平对战友刘伯承的深厚感情。

　　1987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行文，指出：“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1992年，《刘伯承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邓小平题写了书名。

　　至于“刘邓长期矛盾尖锐”，更是无稽之谈。“刘邓不可分”是一段公认的佳话，岂能允许随意虚构?刘伯承与邓小平相识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瑞金，年长12岁的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抗战烽火中，1938年1月，二人作为八路军129师的师长和政委，从此开始了连续13年的亲密合作，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刘邓大军”，也书写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在研究作战方案时，他们常常是一个人讲话，另一个不时地插话，共同拟定作战命令，联名签发，翻阅一下《刘伯承军事文选》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所以刘邓部队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见是刘的，哪些是邓的，只知道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

　　对邓小平这个好搭档，刘伯承非常尊重和关心。他多次对官兵讲：“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抢渡淮河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了行军部署，刘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参与编写的《刘伯承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7年)12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给刘伯承送行。他们都不上马，并肩步行，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象有一肚子话要说。

　　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刘伯承翻身上马，一面走，一面吩咐身边的随员们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并特别嘱咐电台，要按时和邓政委联络。从此以后，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对刘伯承这位兄长，邓小平更是非常钦佩和敬重的。1942年是刘伯承50寿辰，邓小平于12月15日专门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祝贺：“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章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又成为《邓小平文选》中唯一的一篇祝寿文章。邓小平还说过：“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关于刘邓的亲密关系，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目共睹。他们的老参谋长李达将军说：“刘邓配合得好。邓抓大事，小事不管。刘对政委决定的问题很尊重，叫下面照办。对作战问题，命令，计划等，邓不过问，撒得开。”曾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在《记刘帅》一书中写道：“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支持。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军政两位首脑那样地亲密和谐，在人民解放军中堪称典范。列宁说马恩两位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刘邓两位也可以说是这样。”他还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专门指出：“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对待自己，谦逊随和，平易近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同志共事13年，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

　　客观而神圣的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个别网文所谓“刘邓长期矛盾尖锐”、“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等不实言论，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是多么地不堪一击。罔顾和歪曲事实，是对为共和国建立不朽功勋的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亵渎，也是对共和国历史的亵渎，奉劝此类网文作者，尊重先辈，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