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曾做过毛泽东秘书向毛学习打仗

　　原来，在训练中陈伯钧的枪不慎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为此，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谭政列席会议做记录。

　　在会上，大多数前委委员认为按照打死人偿命的规定，应马上处死陈伯钧。听完大家的意见，一直沉默不语的毛泽东最后发言：陈伯钧致死人命，是枪不慎走火造成的，纯属意外，情有可原，加之教导队队长已经死了，再杀掉陈伯钧也于事无补。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经过再次讨论，前委会最终决定对陈伯钧从轻发落。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竟为后来的新中国保留了一位上将。当晚，谭政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毛委员这种处理办法，教育了我们多少同志啊!”

　　3月初，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中共湘南特委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撤销了前敌委员会，成立“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这样一来，谭政的前委秘书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但他依旧与毛泽东住在一起，一道工作。

　　4月28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军党代表。不久，毛泽东又恢复了前委书记一职，并兼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等数职，肩负的担子更重了，熬夜的时候更多了。谭政也陪着他熬夜，将毛泽东撰写、修改的报告或决议等文稿，抄了改，再改再抄，从中逐渐领悟了毛泽东的深邃见解，学到了他考虑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

　　1928年8月，由于湖南省委的错误领导，红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史称“八月失败”。经历“八月失败”以后，时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致信毛泽东，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正是当时红军中一度弥漫的悲观失望情绪的突出表现。毛泽东遂有针对性地撰写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被该会审议通过。这一决议案以湘赣边界五县和茶陵特区为样板，提出了农村根据地建设、发展应注意的问题和工作方针，在对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的同时，也解答了林彪的疑虑。参与这项工作的谭政后来回忆说：“当时誊抄的毛泽东同志改写的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应当称之为党的历史文献。这个决议案的形成，也不是一次改就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第一部分，就修改了几次，每改一次，我誊抄一次，等于学习一遍，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这个决议案第一部分的题目叫做《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次，在跟谭政谈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何才能得到巩固发展并有哪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犯了不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哩，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还是沿用国民党旧政府收税、告状、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相不相信这个话?”谭政听了一个劲地点头。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部队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宁冈县的柏露村主持召开会议，作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转进赣南、闽西，以便调动敌人，在更广大的地区同其展开游击战的军事部署。散会后，毛泽东连夜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交谭政立马印制。谭政对这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布告爱不释手，连看几遍，将几处不易辨认的字改工整了，便组织人手刻印。

　　及至印完了布告，夜已深沉。毛泽东告诉谭政，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量，要派他去三十一团担任团党委秘书。见谭政似乎有点不情愿，毛泽东走过来为他点起一支烟，说：谭政啊，你还记得秋收暴动攻打县城，还准备攻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是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的战略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红军吃了那么多败仗，而能够发展，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困难，不少人还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而红军的军心不散，靠的是什么?

　　想起前不久帮毛泽东誊抄的那份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报告，谭政立刻回答说：靠的是红军的政治工作。除了“支部建在连上”，还有对红军士兵的政治教育，对被俘敌军官兵的改造使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主义。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笑了：你记得不错，我们刚写完给中央的报告，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1月14日清晨，谭政带着油印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挥泪告别毛泽东，奔赴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