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曾一千多年基本不吃肉？

　　住宅有“文化”：现代都市的勃兴

　　现代都市的形成，差不多是现代生活成立的前提。东京在江户时代，就号称人口达到了近百万(据帝国统计年鉴，1882年东京人口为98万多人)，但几乎不具有现代都市的核心要素——城内没有公共交通，没有现代照明，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通信手段。中国的现代都市格局基本上都是在外国人主导的租界内形成，日本与此情况不同。日本城市向现代的转型，基本上都是出于日本人的努力(尽管在横滨和神户也有若干外国人居住区，但影响有限)，因此不同于上海、天津、青岛和大连等成片的现代性规划和开发，日本城市的现代化其实是比较缓慢的。

　　建设往往源于破坏。1872年东京银座一带发生了大火，毁坏严重，于是东京府决定模仿伦敦的regent street，花了五年功夫建成了全日本第一条现代化大街，号称银座“炼瓦街”。街道两边现代模样的房子仅有两层而已，都用砖瓦建造，实际上外墙的涂抹，大部分用的还是灰浆，有的一楼是用砖砌起来的，二楼还是木造结构。困于资金，日本当时也就造了这一条街。

　　1886年，当局雄心勃勃，请来了德国工程师，计划在霞关一带建设一个宏大的政府行政区，所谓“官厅集中计划”，包括火车站、剧场、博览会场馆等，结果还是为资金所捆缚，最后只建成了司法省和大审院两栋房子，连国会大厦也只能造一幢两层楼的临时建筑。明治中期日本开始穷兵黩武，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实在是捉襟见肘，也难怪当年许多日本人渡海来到上海时，每每赞叹外滩一带洋楼的壮伟。

　　都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大正时代有了明显的跃进。1919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都市规划法》，都市的规划和建设主要由内务省来负责，并在内务省里设立了都市规划审议会，通过法规和规划来推进全国大小城市的现代化。

　　1920年，曾担任过内务和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出任东京市长，此前他就策划成立了一个“都市研究会”，上任伊始，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东京市政要纲”，对东京市内的道路、交通、垃圾处理、电力和煤气、市场、住宅、火葬场、上下水、公共会堂等作了全盘规划，预算是8亿日元(当时东京一年的预算才1.3亿)。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实际的进展相当有限。

　　作为规划的一环，1922年在上野举行的和平纪念东京博览会上，向一般市民展示了14幢“文化住宅”。此前除了极少数达官贵人外，一般日本人所居住的，仍是传统的被称为“长屋”的木结构住宅，并无现代的客厅、盥洗室、有电气或煤气灶的厨房。“文化住宅”的最大特点，便是具备了上述现代设施，顿时使一般日本人感到耳目一新。大概是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很有“文化”的感觉，媒体便将其称之为“文化住宅”，一时成了日本人向往的对象。

　　此外，财团法人文化普及会也在同年推出了由美国人沃瑞斯设计的“文化公寓”，与独栋的“住宅”不同，“公寓”是多户人家共同居住的，屋内配备了所有西洋现代设施：床、桌椅(原先日本式的住宅均是席地而坐或睡的榻榻米构造)、电话、煤气灶、壁炉台等，楼内还有公用的社交室、咖啡馆、餐厅等，简直和酒店一样。当然，这样的公寓还是凤毛麟角，对于一般人而言，往往还是难于企及的，但至少，它给一般的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样板和憧憬的对象。1923年4月，后藤辞去了东京市长一职。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死者达到了9万多人，东京一地就超过了6万，市区的3800多公顷土地成了废墟。然而大部分房子不是震坏的，而是烧毁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结构，这也再次证明了后藤推出的“东京市政要纲”的正确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后藤就摈弃前嫌，出任了山本新内阁的内务大臣，全力应对东京的城市复兴。在他的提议下，内阁成立了“帝都复兴院”，请来了一批专家研制东京复兴计划，这一计划以此前的“东京市政要纲”为基本，以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为样板，从实际出发，预算定在10亿日元左右。道路的拓宽、砖瓦建筑的推广、河川的整修等，1924年起全面展开的复兴计划，到1930年暂告一段落，东京的中心城区，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现代城市的面貌，至此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