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教育将日本国民变成没有自我的国家侵略机器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物，是日本回应西方冲击的一种“以守为攻”的姿势，憧憬的是“我国的大道有资格成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强国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那么，日本要到哪里去寻求这种勇气与力量呢?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这种动力。

　　“勤王教育”将虚构的神武天皇纪元神话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识，进而将“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转换成为一种期盼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植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将日本“凌驾于万邦之上”，使日本国民在面对世界格局变化时，形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为此就要培养国民具有一种抵御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将对天皇的忠诚及其义士之举，作为一种义务融于个人之中。

　　二战时期的日本教育，从幼儿园儿童开始，每日早课就要求团体遥拜宫城。让中小学生每天诵读《学生敕语》;在各个教室里，悬挂军神的照片，营造一种浓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学校文化氛围。把中小学校环境创设为国民炼成道场，多数学校都把原来的体育馆改成了武道场，进行武士的格斗、散打训练，学生们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挣扎起来，重新再战，以此锤打学生的意志品格，修炼下一代对侵略战争的“必胜的信心”和“坚忍持久的精神”。

　　“尽忠”的另一个表现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语》中日本就公开将“奉公”作为皇国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战中“灭私奉公”成为一句最响亮的教育口号，中小学教材中充斥着“奉公”课文。即以至诚的态度，通过勤劳收获五谷，节度生活，贮蓄财物，最终将财富让给子孙，让给邻居，并无私地献给社会和国家。换言之，奉公行为就是灭私行为，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战中，“奉公教育”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显学，强制全体国民通过教育现场进行“人体实验”。在这种场合中，“公”仅仅意味着天皇和国家，形成皇国民一种“灭私”的自虐心理倾向。经过“奉公教育”的日本国民，自觉抹杀了自我。

　　“尽忠”的终极表现形式是“殉国”，是指为国家利益自愿献出生命。在日本“殉国”被视为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得到赞扬和传颂。在二战期间，日本将“殉国精神”作为日本国民性格中一个极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将其纳入常态化教育，宣扬至极致。军国主义教育将战争常态化，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态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殉国精神”教育也就随之得以常态化。

　　自“尽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国”，在二战时期，这条道德完善之路对日本国民来说就意味着勇敢地投身于战争，不必去追问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没有什么比为国捐驱更有意义，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换来纯粹的永生，这就是“殉国教育”的精神内核，是日本生死观的一种结晶。通过这种“殉国精神”教育，焕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冲动，散发出来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气。

　　正是这种以生命冲动焕发的英雄主义，使无数日本军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将自己直接捆绑于军国主义战车上。

　　军国主义教育将天皇意志内化为日本国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酿造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天皇圣战”而捐驱的生命冲动，从而将投身侵略战争的动力植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土壤之中。这就是直到战败，日本国民依旧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军国主义控制的媒体为全民军国主义化推波助澜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日本的媒体已经不像明治维新时期那样百花齐放了，而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发声筒和宣传员，从而与军国主义者合谋，将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媒体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军队蓄意挑衅日本在东北地区核心利益的议题，误导国民形成“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支那的不正当行为侵犯了帝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正当权益，关东军予以反击的行为是的正当行为”的共识，从而促成日本国民坚定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在社会上形成了战争的狂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分子又操纵媒体将议题转向对抗欧美，鼓吹“将亚洲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类似的论调成为推动国民积极投入战争的助推剂。大众传播实践表明，如果受众对某项议题或事件在直观上缺乏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对该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发展和事态的演变可以看出，由于日本媒体在战争时期竭力渲染对外强硬论，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战争的舆论气候笼罩整个日本，达成了军国主义者实现舆论动员的目标。

　　当盟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日军连扫失败陷入窘境时。日本军部需要补充更多的士兵，不惜将目标指向国内未成年的中学生。其操纵的媒体于是在宣传方针上与军方保持高度一致，选择以青少年为受众目标的《写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军阶升迁、美好前途为诱惑，鼓动青少年为了实现国家与全体国民期待应踊跃参军。这鼓动措使军国主义征兵动员工作顺利开展，“大多数人怀着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圣战’中捐躯是国民莫大荣耀的信念被送往战场”。以海军招募少年入伍为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录用人数逐年攀升，截止1944年(昭和19年)达到了顶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长了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