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船事件：苏联对知识分子的驱逐
被驱逐的知识分子是所有被清洗集团的一部分。人们以前把他们视为宗教思想家，这实际上是误解。你会发现，在我列举的名单上，有记者、出版人和相关领域的大学老师，比如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者。
我们可能认为他们都是苏联需要的人才。实际上，他们是一群不等种类的“无用”的人的集合。比如，他们中有职业工会的成员，工会刚刚在年会上批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贵族，也有在历次苏维埃革命中相当积极的白手起家者。他们中还有已经预言集中的共产主义经济将无法运行的经济学家。
这些人的批评越睿智，列宁就越想把他们从苏联驱逐出去。他对待他们就像沙皇政权对待自己那样——那些思想异议者必须要被驱逐。列宁认为这种方式是对给被驱逐者帮忙，这确实不假。如果他们留在俄罗斯，他们可能会被枪毙或者以其他方式丧生。在驱逐时期，官方新闻也多多少少表达了这个意思。
《看历史》：列宁似乎在知识分子被驱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那么列宁到底怎么看待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有影响吗?
莱斯利·张伯伦：列宁对知识分子有个人忌恨，但是他在1922年的行为仅仅是出于政治效率方面的考虑。当时除了驱逐之外，确实没有其他方式能消除俄罗斯国内的异议。而且我甚至认为，列宁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掌权者，他个人倾向于驱逐他的敌对者，而不是消灭他们。
斯大林目睹了1922年的整个驱逐过程，而且在行动中发挥不少作用，列宁的冷酷肯定对他有所影响。但是，众所周知，他的手段更直接：他消灭了了他的政治敌人，不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中的。
《看历史》：为什么列宁要驱逐知识分子，而不是像斯大林那样直接把他们枪毙?
莱斯利·张伯伦：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列宁自己也是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待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就像沙皇政权对待自己那样。而且他肯定也知道西方的看法。在列宁的信件中，你会清楚发现，列宁十分了解西方舆论的力量，他希望在西方创造一个良好的苏联形象，至少是一个有利于国际和平的国家。所以他不希望这些“无用”的知识分子死在他的新国家的手中。1921年，诗人列夫·吉米廖夫及另外六人(包括一名大学教授)因伪造的政治阴谋罪被枪杀就已经使苏维埃政权承受了巨大压力。契卡政治警察是个难以控制的恶兽，但是在1922年的行动中，列宁亲自监管一切，确保没有意外发生。
■ 只有被驱逐者自己才能判断驱逐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看历史》：那些被驱逐者后来的命运如何?
莱斯利·张伯伦：大多数情况下十分艰难。随着希特勒上台，那些在德国的被驱逐者，尤其是犹太人，生存更为困苦。从很多方面来说，来到法国的流亡者的境遇是最好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大的流亡团体，而且他们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可以办一些期刊杂志。但是这些援助在1939年大战爆发之后就结束了。即使是那些能够经济自立的流亡者，也因为离开祖国，受到孤独和悲伤的折磨。大部分人在离开时都存在幻想：他们不久就能回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看历史》：但是有人说这次驱逐行动，对被驱逐者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因为流放者获得了自由和尊严，逃脱了此后苏联的种种政治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取代了巨大的成就，保存了俄罗斯思想的火种。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莱斯利·张伯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赞成这个看法。如果他们不被驱逐，他们可能无法在苏联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驱逐对这些被驱逐者是一种幸运。一旦他们被西方接受，像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肯定能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俄罗斯文化。而且他们不仅站在外面看待俄罗斯，也批评西方，这把他们的著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不仅仅是二十世纪重要的俄罗斯批评家，也是西方批评家。这被驱逐者中，有《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著名的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有流放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索罗金，他日后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但是，我认为只有被驱逐者自己才能最终判断驱逐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 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
《看历史》：您说“‘哲学家事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为什么您认为这个事件具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
莱斯利·张伯伦：这是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不仅思想被禁止，而且持有和代表这种思想的人也被驱逐出国。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有放逐诗人的要求。但是俄罗斯人将之变成现实。这个国家似乎经常比西方人先行一步：漠视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在二者之间建立系统的噩梦般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其它时期，在其他国家，也有群体和民族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或驱逐出境。但是我之所以称这个事件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这个事件中的被驱逐者是来自不同派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并被列入统一的名单，由一个最高的政治领导层监管。这是与柏拉图的设想最接近的现实。当然，在你们中国，也有你们自己的清理知识分子阶层的类似历史。
《看历史》：你不仅是思想史家，也是一个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哲学船事件》就是一本出色的非虚构作品。在中国，非虚构写作正变得越来越热。您能谈谈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学院派历史研究的区别吗?
莱斯利·张伯伦：我受过学术训练，然后做了九年记者，但一直想写小说，所以对我来说，以畅销书的方式表达我的兴趣似乎是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我试图把把学术的诚实和讲故事的快乐结合起来。
在我写类似“哲学船事件”这样的故事时，我在个性和原则之间不断倾斜。可以说，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的观点汇合了，这种汇合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虑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想法和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流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对表现时代、生活、地方和国家的小说不满意，反而从“真实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阅读的快乐。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偏爱“事实”多于想象的时代，这有好处，但也有缺点。我个人希望能写更多的小说。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在其他时段内会不断重获生命的人物活起来。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虑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想法和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流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对表现时代、生活、地方和国家的小说不满意，反而从“真实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阅读的快乐。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偏爱“事实”多于想象的时代，这有好处，但也有缺点。我个人希望能写更多的小说。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在其他时段内会不断重获生命的人物活起来。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