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埋葬整整一代波兰精英
内务人民委员会区分一个人是拥护苏维埃还是反对苏维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的原籍。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早已划归苏联境内，苏联政府认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早已与政府步调一致。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因归波兰境内，所以苏联就认为那里的居民脑子里还留有地主、资产阶级波兰时期的残余，这些人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一群，所以在管理和劳改时，一定要与其他们区域的人员分开，以免他们在人群中散播危害苏联政府的思想。
后来，被甄别复议出来的各类战俘，按他们被分出来的类别决定去哪个集中营或“古拉格”，思想反动的就分到最苦的地方去劳改。比如说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署的公司，而黑色冶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煤矿。一批批战俘就被送去挖煤。
21岁的波兰青年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也是战俘，经过甄别，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而发配到酷寒的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苏德宣战结束了他的劳役之灾也无意间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70年前没有被拉到卡廷森林去枪决。
70年后的2010年4月10日，这位90岁高龄，一生历经国家动荡、斯大林威权、希特勒迫害、克格勃暗杀的老人，乘坐总统专机，与第四任波兰民选总统卡钦斯基夫妇及波兰政要前往斯摩棱斯克州纪念1940年遇难的同胞。20年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下野后，卡丘罗夫斯基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首位民选总统瓦文萨。
卡丘罗夫斯基他也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
2010年，在纪念卡廷事件70周年的前夕，这架去纪念卡廷事件遇难同胞的飞机，就坠毁在卡廷原始森林，机上97名波兰军政界要员无一生还。
卡廷森林70年后再演悲剧。 ■
资讯：苏德媾和与波兰战俘
波兰地处丰饶的波德大平原，曾经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1918年，废除了沙皇与普奥两帝国签署的瓜分波兰条约。波兰在1795年被瓜分123年之后，再一次建立波兰共和国，为她撑腰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巴黎和会。
最高委员会为苏联和波兰划出了一条临时分界线，但是波兰政府不愿意接受这种分割，想恢复1772年第一次被俄普奥帝国划分前的样子。于是，为了各自认定的自已的领土，波兰与苏联红军交火。这场战争打到1920年7月12日，协约国派代表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呼吁苏波在巴黎和会中规定的边界线停火。次年3月18日，波苏两国在里加签订了《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关键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波兰的东部边界里，包含有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
这条边界上的平静保持了大约18年，于1939年8月23日被两个各能遮住半边天的男人所打破。
这一天，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附件，预示着它们将对刚刚到成人年龄的波兰共和国分而食之。分食波兰这块肥美的平原成了东欧各历史时期、各强权政府戒不掉的毒瘾。
苏联政府当然不承认有过此附件。《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引用了这一媾和之约，直到1992年10月29日，波兰《选举报》撰文称，在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档案中也已找到了该秘密议定书的原件和两份由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签名的在波兰国土上划定苏德边界线的地图。(王春良《论波兰三次被瓜分与卡廷事件》)
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的第9天，1939年9月1日，突然进犯波兰，9月17日，波兰政府逃亡到罗马尼亚，并先后到巴黎等地组织流亡政府。也就在这一天，要与德军争夺每一寸土地的苏联60万大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敏感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下午4时，波军总司令雷兹·斯米格雷因苏联不是交战国而令军队不要抵抗苏军，同时苏军答应，放下武器保证安全。
这批放下武器的军人很快成为不幸的波兰战俘。
并且不久就应了一句老话：拿起枪就是战士，放下枪，就是一滩血。
70年，纸里包不住的火
一件历史悬案历经半个世纪真相大白，但它的解决与否，始终是背后的政治说了算。
■主笔 杨东晓
斯大林从1941年4月初开始，就不断收到德国飞机进入苏联上空的报告。自从1940年9月起，这种德国向苏联的纵深飞行一次比一次大胆，有时深入苏联200公里。
开始是马斯连尼科夫中将把情况写成报告呈上来。后来则由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本人写报告，贝利亚的报告中捕获了德国人的奸细、手提式发报机和武器。
6月12日马斯连尼科中将提交的报告说，在桑河地区发现了电线电缆，“其目的是窃听我电话通话”。同一天，斯大林还收到贝利亚写给他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的报告，称1940年10月到次年6月10日德国飞机已侵犯苏联185次。仅5月底到6月初10天里，侵犯了91次。在被俘飞行员身上，还发现了乌克兰地图、摄影器材和拍摄过的胶卷。
斯大林知道1939年8月和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成废纸。战争迫在眉睫。
苏联急需队伍
6月22日，德国全境响着同一个声音，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全军发出的战争号令。“在这个时刻，一场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今天我又一次将德国的命运，第三帝国的未来和德意志人民的明天交给我们的士兵。愿上帝保佑我们赢得这场战争!”
中午时分，全苏联也在反复地回响着同一个声音，这是莫洛托夫的声音，因为此刻斯大林正在进行战争部署。广播中，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已命令我军进行反击，把德军从我们祖国的领土上赶走!
被俘的波兰将军安德尔斯就在此时“临危受命”，成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总司令。参谋长是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逮捕过的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上校。
8月12日，被俘近两个月的波兰官兵和其他身份的波兰人，听到了苏联电台的广播，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这是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于7月30日刚签署的《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急需兵源，不得不于7月30日与波兰共和国恢复邦交，共同抗德。苏联政府先是同意由波兰战俘组成一支3万人抗德部队，根据需要又扩大到7.5万人，后来成为波兰流亡政府总统的卡丘罗夫斯基，就在此时获释参加了波兰军队。
其实，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几个月前，边境吃紧时，就已经考虑过用波兰战俘组建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将军得以从苏联古拉格中被特赦的人员中组建军队，普恰斯基具体负责招兵工作。很快他们就发现来报名的波兰军官中，通常来自一些小战俘营。苏联著名的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一个也没有前来报到。摆在安德尔斯面前的难题是，他想从各集中营、劳改场找回一些重要的波兰军官，却无论如何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
安德尔斯将军和他的助手普恰斯基决定向苏联追问波兰军官在何处，时间是1941年8月4日，距离两万多波兰同胞失踪一年多之后。
波兰流亡政府因调查失踪人员与苏联当局拉开了一场外交战。
找人导致断交
在波兰战俘特赦令发出之后，几千名非常重要的军官和军士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波兰家乡没有看到他们返乡，而苏联集中营又交不出人来，安德尔斯将军发给苏联政府查寻失踪人士的信函沓无回音。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踪令人怀疑。
安德尔斯的波兰军队司令部设了一个特别处，专门从事寻找1939年9月17日以后在苏联失踪的波兰军官。恰普斯基就负责这项工作，他给苏联政府的4000名失踪军官名单没有得到回复。9月，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向苏联政府递交的失踪军官名单也没有回应。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于1941年11月30日，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由安德尔斯陪同前往。西科尔斯基当面向斯大林要人，斯大林说，他们已经释放了，都跑了，跑到满洲里去了。
三天后，12月3日，安德尔斯致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次要求寻找的人数是8000多名。后来，波兰要人的次数多了，苏联的回复又变成了这些人当时在德国占领区。
一东一西自相矛盾。
德国人在1943年4月13日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卡廷森林发现万人坑，死者是波兰军官，凶手是苏联人。
苏联马上回应了这种“无耻捏造”，但波兰流亡政府并不相信苏联的说法，4月17日就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到斯摩棱斯克去调查。
几天后，安德尔斯向驻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递交一份材料，把他各处寻找旧部无果而终的失败报告给政府领导人，希望政府领导出面，向苏联要求解释。几乎同时，一份来自波兰地下组织的调查报告也送达伦敦。波兰政府愤怒了，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公报，把长期以来的努力寻找失踪军官调查无果的情况公诸于世，并且说：苏联从未给过明确答复。
这一次，苏联做出强烈反应：4月20日，塔斯社指责说，是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在恶化苏波关系。6天后，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等着他的是莫洛托夫断交的照会。指责波兰政府不信任盟友，“背着苏联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同流合污，用德国人的方式来操作媒体。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因此，苏联“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没过多久，个别令国际调查组织有所收获的当地农民，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自杀了。
直到1946年7月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时，苏联方面还指控了德国在卡廷屠杀中的罪行，但法庭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把卡廷屠杀列入这两名法西斯分子的判决书。
意识形态裹不住火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仍然强硬地坚持歪曲事实。“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此后历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对于卡廷事件，全部采取遮掩和闭口不谈的强势态度。
二战后的波兰由统一工人党执政，依然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盟友，处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里。面对此阵营中的威权政治，不敢多问也不敢乱说。甚至悲哀到1975年波兰国防部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1987年波兰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小百科全书》时，都故意回避掉了卡廷事件这一词条。
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重新站队，东欧迅速聚成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强大阵营，弱小的波兰执政者是亲苏联政党，所以历届政府都没能挺起腰杆向苏联追问过。在整个1950-1960年代，波兰人民对卡廷事件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波党第一书记盖莱克所说的状态：知道的人就知道了，一般人根本没想到要去调查清楚。
直到1970年代，民间开始酝酿一股力量，以地下印刷、文化讲座的形式不停地提醒人民，不要遗忘卡廷事件，一定要查明真相。波兰人民反苏情绪开始因卡廷事件而越来越强烈。加之波兰国内执政党的反对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活跃起来，他们更是借政府在卡廷事件上的懦弱大作文章。演讲和图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观点尤其是在逐渐觉醒的青年公民中颇有市场。波兰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
苏波兰两国之间，原本用意识形态可以掩盖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官方之间表面上意识形态的和谐，从此，因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涌起而一波三折。民心背离大大地动摇了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威信。
历史问题政治解决
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985年在波兰大使馆任参赞。他目睹了这一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上人们自发的悼念，并在诗中写道“亡灵节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无名氏为卡廷事件亡灵竖起一块巨石，上面只有一个词：“卡廷”。巨石前满是鲜花和烛光，在这段爆发前的沉默中，“人们紧闭着双唇来自四面八方”。这一天，波兰往届当局者墓地冷冷清清已被遗忘。
届时波兰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是否有勇气面对强权和历史真相，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但是苏联的强硬态度几乎把所有通道都堵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三次向苏联提出调查卡廷事件，第一次他对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说“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先是一惊，再是应允，三是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向苏联外长葛罗米科提出，葛罗米柯称苏联立场很清楚，已没必要再多解释，但是你要查，那就重新调查吧。结果证明这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第三次是向苏联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提出要求，皮洛托维奇大使承诺亲自向葛罗米柯外长陈述。但是当皮洛托维奇再次见到盖莱克时，无奈地告诉盖莱克，自己被严厉批评，什么结果也没带回来。不久，这位大使被调离任，再后来，调离外交部，没几年又为卡廷事件调查史增加了一位自杀者。
盖莱克努力了几次，直到他1980年9月被解除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没换来任何结果。
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看到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以及国内事务上重大而微妙的作用。从1985年起，他几乎年年要会晤戈尔巴乔夫，每次见面都要提起卡廷问题。终于在1987年，就卡廷问题得到戈氏的公开承诺。
这两位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人于1987年4月21日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强调“在两国关系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
正如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一场政治剧变已经从暗流涌动变得风起云涌，两年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失权，雅鲁泽尔斯基虽为总统但政权飘摇。再过两年戈氏也成为苏联末代总书记、第一位兼最后一位苏联总统，此后再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
就在戈氏卸任之前的1990年4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卡廷事件的调查上为波兰人民争得了里程碑性质的胜利。苏联第一次承认：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就人而言，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
在卡廷事件真相调查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是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使命。
1991年12月23日，俄罗斯大地又一次经历历史更迭，两天后苏联解体。23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未来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氏首席顾问雅科夫列夫三人，共同开启了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的总统密档第一卷。此前戈氏是否独自看过，一直存在争议。
关于这一刻，后来戈氏说过三句话：“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鲍里斯并没有当下就解决这个问题，十个月后，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俄共再起争斗时，1992年10月24日，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从叶利钦总统特使手中接过堆积了两万多波兰生命的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
他说自己全身颤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