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为了“安全感”或引发大国剧烈冲突

　　大国协调机制能保障世界和平

　　欧洲协调曾经保障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以梅特涅、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大家，设法让利益相互冲突的主要大国保持某种价值观共识，这种共识即是对欧洲王室及其正统观念的维护。一旦出现对欧洲正统秩序的冲击事件，主要大国放下分歧，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现存秩序，尤其对付欧洲革命事件，主要大国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场上。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革命的高涨，欧洲协调机制最后终结。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有科技发展的因素，但是大国协调机制的破裂，以及世界集团化趋势，致使国际关系结构出现两分化，而两大集团的博弈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世界长期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导致任何掌握发动战争权力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发动战争的成本及其后果，因为如果一场战争最终导致本民族的整体毁灭，那么这种战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美苏两大国一方面采取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另一方面又共同推进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虽然当时世界上也曾出现类似一战之前的集团化趋势，也曾出现由于美苏战略博弈而导致的地区冲突，但美苏本身尽量避免迎头相撞，世界保持了40多年的脆弱的和平。

　　在冷战时代，尽管世界分割为东西两大集团，但大国协调的机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以西方七国为核心的大国协调主导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西方七国会议出台的政策成为维持国际经济关系运行的基本规则。构成现代经济关系秩序的基本组织如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全部由西方七国主导。

　　战后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中国与印度，在国际经济事务上不得不遵守现存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得不接受西方七国的大国协调机制。苏联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长期脱离于国际经济主流社会，依托其辽阔的国土、充沛的自然资源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所以在经济事务上较少受到西方大国协调机制的影响。

　　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筹码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呈现出一超多极的格局，美国赢得冷战，苏联沦落为地区大国，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其他主要大国成为美国价值共同体的成员。这一段时期，美国关注于防核扩散机制建设，前期美国的精力主要花在销毁苏联地区的部分核武器，或者防止核武器流入所谓的“流氓国家”。

　　后期美国才开始认真对待朝鲜、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核武器研制情况，因为随着获取核技术的手段日渐增多，进入核俱乐部的门槛也越来越低。更可怕的是，如果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一旦取得核武器技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美国开始把核武器扩散与恐怖主义组织联系起来，而“9•11”事件正好佐证了美国的推测。为此美国毫不手软，无情打击那些被怀疑正在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恐怖组织与国家。美军不仅重创基地组织，而且捎带消灭了萨达姆政权与卡扎菲政权。其他大国由于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对于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基本上听之任之。

　　然而朝核问题是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成为主要大国重要战略利益的交会点。多年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四大国(美日中俄)曾因历史因素与地缘政治考虑而结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同盟。但在朝核问题上，四大国的立场是较为一致的，因为它们担心核扩散会危及地区安全稳定，损害它们的安全环境，因此四大国对于朝鲜要强行加入核俱乐部的举动是坚决反对的。为此四大国在朝核问题上频繁协商，形成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即朝核六方会谈。

　　但是，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超多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调整。美国遭受金融危机与制造业萎缩的打击，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以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借机兴起，尤其是中国复兴速度惊人，国力迅速增强牵动战略观念的提升并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核心利益。

　　其他大国的视角也在转变。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重新被评估，朝核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防核扩散机制问题，成为大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筹码。主要大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复杂考虑，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战略分歧，进而导致大国协调机制的软弱，从而为当事国突破大国设置的防核扩散红线提供了机会。

　　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

　　半岛当事国的行为方式导致了六方会谈机制暂处失效状态，而这种情况也证明了大国协调在这一地区的失效。如果主要大国难以在亚太地区形成协调机制，无法对地区安全威胁因素采取预先干预的方式，那有可能引诱该地区的各个行为体利用大国之间的战略分歧去片面追求本国的安全利益。这些片面追求必然导致这些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而大国则会很被动地在这些行为体中间选择站队。于是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并非出于大国的主动愿望，仅仅由于中小国家的操弄，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竟然会演变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这种情景来临的时候，世界和平的局面就可能被打破。防止该局面发生的办法就是加强大国协调机制，让其在地区安全机制架构中发挥关键作用。

　　大国协调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大国之间必须达成共识。理想的状态就是大国能够将共识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类似19世纪的欧洲协调。战后初期及冷战期间，美苏一度也曾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典型的大国协调机制，它建立在对永久维护世界和平渴望的基础之上。

　　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苏戴维营会晤，两国出于对原子武器的恐惧而握手言和。这次会晤促使苏联对中国的“冒进”行为进行制约，同时美苏合作发起了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20世纪70年代前期，美苏战略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为了防止两国厮杀，双双失去对世界的领导作用，美苏实行缓和外交战略，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先后签署了两个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虽然第二阶段的协定未能落实，但从中也看出了美苏追求大国协调的愿望。

　　后来大国力量的均衡结构被打破，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超独霸唯我独尊，缺乏与其他在价值观上有分歧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协调的愿望。但这个时间段并不长，因为其他大国的力量很快得以增长，而美国的力量由于金融危机以及接连不断的战争耗费而下滑，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相对缩小。所以，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尤其在半岛地区，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长期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格局有利于各个大国的安全利益，这样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以维护地区安全的主观动机也就有了。

　　因此，半岛屡次发生核危机，看起来确是坏事，但同时也为相关大国提供一个契机，可以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六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应争取早日恢复。

　　随着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方式也应随着变化。相关大国应该在更高的战略高度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且设法在共同的战略基础上寻求大国协调。各大国应该以大国协调的方式逐步形成地区安全架构，并将地区的安全进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并将危害地区安全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