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族群矛盾酿就太平天国运动

　　贵县，一个敏感的地方

　　“来土之争”的爆发地，是广西贵县。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阴历八月，广西贵县东北一个叫大墟的客家村子，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件偶然的小事，最终成为席卷数百村寨、波及数万户来土村民的大械斗导火索。

　　原来在大墟有一户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生逢乱世，却仍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实在令人羡慕。可这位温财主，人阔心思就活，想纳一房妾，纳妾也就罢了，偏偏又看中了邻村一个“土人”家的姑娘。心痒痒的他也顾不得多思忖，便备上厚礼，跑到姑娘家提亲。

　　这户“土人”家境贫寒，正所谓人穷志短，便顾不得什么“来土”，笑纳了彩礼，将婚事应允下来。可千不该万不该，这家户主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一户“土人”做老婆，未来婆家一听就恼了，纠集宗族上门讲理，逼迫那姑娘家退亲。

　　可姑娘家早把温家的彩礼花掉大半，跑到大墟一说，温亚玉也不干了：退亲倒不是不可以，可总得把彩礼还回来吧!

　　“土人”仗着是地头蛇，人多势众，咬定了婚要退，钱不还;温家也不甘示弱，召集“来人”同族，死守着“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的“谈判底线”。原本双方都有错的一件小事，只消各让一步便能化解，偏两路冤家为了面子、利益一步也不让，不但不让还各自去本族拉帮手、找救兵，最终，亲家没做成，八月廿八日，大械斗爆发了。

　　一般来说，械斗爆发前总有个“见官”的过渡期，双方都会找官府评理，如果官府能认识到问题严重，善加调解，秉公处置，事情未必没有缓和的余地。偏偏贵县也好，浔州府也罢，对两族的纠纷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据说还有些地方官暗示“谁拳头大谁有理”，这下还能打不起来?

　　地方官缘何不愿多事?

　　原来清代对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区内出了乱子，死了人，地方官都会背很重的处分，因此各级文武官员都不愿多事，而是敷衍蒙混，得过且过，据说当时因为遍地盗匪，许多军官死于非命，提督闵正凤怕担责任，就把战死的军官都报“病故”，广西巡抚郑祖琛更是有“惟务粉饰”的“美名”，曾郑重告诫属下官吏，不要没事向上级报告“匪情”自讨没趣。上行下效，府县的芝麻绿豆官当然也懒得管来土争斗的事—何况这事管起来还那么麻烦。

　　除此之外，地方官还有另一层考虑。

　　尽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们大多稍稍偏向“土人”，这是因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来人”和外省联系密切，当时横行桂中、桂东南的“会匪”、“艇匪”等水陆反清武装，大多来自广东，且和当地客家沾亲带故，在他们看来，虽然来土两族都有闹“堂匪”(天地会)的，但“来人”显然危险得多(广东来的“广马”战斗力远胜本土的“土马”)，如今来土双方对峙，“土人”数倍于“来人”，如果放任械斗，胜负一望而知，岂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钱和气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且剽悍好斗，械斗一爆发，大墟附近的许多客家村寨就一齐上阵，并纠合同源的“广马”助战，一时把“土人”杀得措手不及。

　　然而战争是讲究持续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援兵虽然来得慢，但人数却多得多，且同样召集“土匪”、“股匪”(估计是“土马”等)助战，一个多月之后，便抢到了绝对上风，许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杀，躲过杀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抛弃家园，仓皇逃命。

　　为了根绝后患，“土人”毫不客气地到处放火，将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烧成一片白地，好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再也无法跟自己争土地。

　　这些战败的“来人”成群结队逃往桂平方向，投入了正在招兵买马“团方”的紫荆山上帝会阵中，这是1850年阴历十月初三的事，此时金田起义的第一场大战—平南花洲山人村之战，已经打完两天了。

　　广东天地会骨干入桂

　　前面说到，来土之争中，“来人”和“土人”各拉“外援”，最初都想依靠官府，继而不约而同乞灵于天地会。

　　广东向来是天地会活动的中心地带，而广西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几乎没有大宗天地会活动的记载。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广东大规模“惩办洋匪”(借查走私为由强化海禁)，许多广东天地会骨干分从水、陆两路进入广西，散布在西江、浔江流域的广阔地区。鸦片战争中，清朝大量招募兵勇、水手布防广东各地，战后又大批裁撤，因战后广东经济凋敝，这些人谋生艰难，就成批加入天地会(兵勇、水手中本就有天地会秘密堂口，他们当中许多人早就是天地会众)，靠打家劫舍为生。

　　道光廿六年(1836年)，广东天地会中的“艇匪”首先动起了入桂的念头，他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熟悉往来两广的水路，知道广西虽不如广东富庶，但商旅往来也很频繁，谋生不难。不但如此，广东清军有规模不小的正规水军，而广西则只靠地方团练维持水面治安，对于“艇匪”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他们的船只“波山艇”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在水深江阔的珠江敌不过清军水师的战船，在广西内河对付团练的小舟却游刃有余。

　　“艇匪”的流品复杂，成员也来源纷纭，但骨干则来自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以鹤山客家人为主。鹤山客家是康熙年间从粤东惠州、潮州府所属各州县迁入，而广西桂中客家的来源地—嘉应州，则是在此之后的雍正十年(1732年)，应广东总督鄂弥达建议，自惠州府划出兴宁、长乐，潮州府划出程乡、平远、镇平，所建立的直隶州，也就是说，鹤山客家和桂中客家一样，属于石壁洞-嘉应州体系，只是迁徙时间要稍早一些，他们的口音和嘉应州客家也大同小异。“艇匪”的首领任文炳、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也都是鹤山客家。由于客家的“一家人”传统，“艇匪”在广西很快找到了“窝主”，并驾轻就熟地活跃于浔州、梧州、柳州各府的沿江地带。

　　在此稍后，广东陆路天地会众也由两广交界的钦州、宾州等地向广西渗透，并迅速和“艇匪”打成一片，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如秦晚、李士昌、李士葵(广东钦州人)等都是客家，利用“半个广东人、半个广西人”的便利，在两广交界的深山中建立起一个个“窝点”。这些陆路的广东天地会众被称为“会匪”，俗称“广马”，每股人数通常不多，只有几十或几百人，但大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精壮，战斗力很强，其中一些“会匪”则时水时陆，和“艇匪”很难分辨，如张家祥(即后来成为清朝名将的张国梁，广东高要客家)、罗亚旺(即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名将的罗大纲，广东揭阳客家)等。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在他看来，虽然两广都是自己辖区，但广东交通便利，朝廷耳目众多，治安如果不好后果严重，相对而言广西则山遥水远，即便乱一些也关系不大，于是他下令在广东江面添募巡船，并在潮州、钦州、惠州、廉州各府大兴团练，加派官兵，将水陆两路的天地会“会匪”、“艇匪”驱入广西。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广东暂时平静下来，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

　　绅士也是天地会首领

　　广东入桂的“会匪”、“艇匪”原本到广西属于“出差”，基地一般仍设在广东，在广西得手后，通常都会“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向官府靠拢，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则硬着头皮在广西当地抢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正忙于械斗的广西来人的召唤对他们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广西宾州、象州、贵县的历次来土械斗，都有“会匪”、“艇匪”卷入，1850年的大械斗，他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广西本土的天地会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邕宁县，会首沈惠平等用的口号、会规，都是广东传来的旧抄本，可以说，即使本土天地会，最初也源自广东。但天长日久，广西天地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团练不分，表面是绅士、练总，实际是天地会首领;二是堂口化，即以“堂”为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同样以“堂”为名号的当地某些宗族武装难以区分，因此被官方称为“堂匪”。相对于“广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战斗力则弱得多。

　　本来“堂匪”和“广马”都是天地会一家，彼此也有不少合作，如“艇匪”中就曾有“土马”李关保(广西桂平旧峡村人)，而“土马”陈亚贵(壮族，武宣东乡下平岭村人)转战广西各地时，也曾得到秦晚等“广马”的响应。但随着邻境纷纷加强对天地会的镇压，广东、湖南、贵州的天地会纷纷大举涌入广西，不少“堂匪”的“洪门兄弟情”，就被“保卫桑梓”的本土情结所压倒，许多“堂”在来土械斗中从中立观望，最终变成加入“土人”阵营，和“来人”及其客家人同胞“广马”兄弟阋墙。

　　“堂匪”是土著，拖家带口，行动未免迟缓，且战斗力本就不如“广马”，这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言，“土人”即使纠合“匪徒”，初战也失利的现象。

　　但随着“堂匪”逐渐聚集，人数上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最终战斗力强悍但人数稀少的“广马”无力庇护族人，和“来人”一起战败，“广马”在广西的盛况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围攻广州城失败的“红军”李文茂、陈开等部退入广西，在浔州府等地建立“大成国”，他们才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