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不杀士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高峰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