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胡耀邦认为何制度祸国殃民？

　　下乡插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

　　“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三百万，到一九八五年要二千万……现在七百万，再过几年二千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

　　“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就业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总劳动力应在各生产部类重新分配，因为现代化的工业势必要大量减少工人数量，他说：

　　“以后，我们现代化工业是要搞的，煤的现代化工业，油的现代化工业，钢铁的现代化工业，电的现代化工业，越是现代化，人越要少……绝不能糊里糊涂在现代化、自动化工业里增加很多人。”

　　他又举宝钢为例：

　　“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

　　“钢铁工人三百多万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万人，多了。重工业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还挤在那里干什么?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还挤在那里，“就是新的祸国殃民”!这话太刺激，这话不是针对广大就业群众说的，也不是对重工业产业里的产业工人说的。我认为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说的，因为对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就业门路和思想意识。在耀邦看来，这种就业制度，既害国又害民，所以他说这是祸国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业制度。

　　我国解放以后，采取了一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政策，也就是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着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平等思想。它可以见效一时，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理论是相背离的。耀邦同志认为，这种就业制度是大大过时了，他说：

　　“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开动脑筋呐，把这个观点讲清楚，要彻底转变我们这种就业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厂去，这是过时了，这是思想僵化了，这是不合时宜了，不把这个思想彻底打通，我们就业顾虑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