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可要求我守法而使我失信于人

　　奴告主者杀

　　贞观二年，冬。

　　有一天，太宗召集负责国家安全的大臣们说：近来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情况，我认为这里面有问题。试想，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同伙(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他们之间一定保密得十分严紧，还时时担心会暴露，怎么会让这些奴才下人知道而去举报主子呢?所以，从今以后，凡有奴婢告发其主子谋反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不知太宗发出如此违背常识的命令，所为何事而起。但他最少应该知道，谋反者可以隐瞒朝廷甚至同伙，却瞒不过身边的人。这些“下人”、“奴婢”往往是泄露玄机的“孔道”，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比如西施，比如貂蝉等等。此类事例，俯拾即是。单说太宗自己所历的“玄武门之变”中出现的宫女“张婕妤”即可足证：

　　当时，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日那天，秦王李世民上表面告其父：太子李建成同齐王李元吉要加害自己，“我可能要冤死地下矣”。李渊当即决定，明天一定认真处理这件事，并嘱咐李世民次日早点上朝。第二天，李渊确已召集大臣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准备按察此事。试想，如果真能按照李渊的方法处理，断然不致于出现兄弟相残的腥风血雨。可恰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后宫奴婢“张婕妤”，她暗中得知李世民初三日上表的情况，并将这个情况连夜告发到太子李建成那儿。于是，李建成马上伙同李元吉结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到了初四日，双方还没能来到其父李渊面前“谈判”，就相互撕杀起来。虽然，李世民终于杀死兄与弟，得到王位，却也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恶名。倘若不是这位张婕妤在中间起作用，使李渊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可能唐代历史当是另一番面貌。依此可见太宗所谓的“奴婢下人不可能知道主子们的大事”的武断之言，岂不是很荒谬吗?

　　赏功不罚过

　　贞观三年，秋。

　　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在大破突厥可汗颉利大帐时，由于治军没法度，把人家的珍奇宝物，抢掠一空。所以请求把李靖交司法部门调查审理。太宗表态说赦免他吧，不用弹劾。等到李靖进见，太宗对其大加责备一番，而李靖也连连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朝廷不加赏赐，后来因罪却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反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还赐给绢一千匹，又加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500户(就是500户百姓的税贡，赏作其作为附加工资收入)。不久太宗还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经醒悟，你不要放在心上。”又赐绢一千匹。

　　太宗的言行，真使人感到莫明其妙。其一，赏功罚过，天经地义。如果说前隋只罚过不赏功，是不公平。那么你唐太宗只赏功不罚过，同样是不公平。其二，太宗对李“大加指责”，李又“磕头谢罪”，证明萧瑀所奏属实，作为上级领导且又是最高领导人，对当事人怎么能讲萧背后说你的坏话呢?这样做岂不是既违背客观事实，又在挑拨萧、李二位同事之间的矛盾吗?准此，太宗者，明君乎?昏君乎?遑论什么“金口玉言”哉。

　　反复又无常

　　贞观五年，秋。

　　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还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正是当年那个因“守法”惹得太宗发火的大理寺少卿)上表谏阻，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百姓雕弊，帑芷空虚)。若这类大型楼堂馆舍营造不已，劳力和财政的大量耗费，恐怕百姓难以承受”。太宗听奏后称赞道：“戴胄与我并非亲近，他只是以忠诚正直，体谅国家和百姓;又能够知无不言，应该厚加官爵，予以奖励。”但是，过不多久，太宗还是命令大匠窦琎修筑洛阳宫。窦琎只得遵命开凿池榭，构筑山林，雕饰华贵奢靡。可是刚建好，太宗又迅急下令毁掉，还罢免了窦琎的官职。

　　笔者对这段史录反来复去看了好多遍，总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恐怕是司马光老目昏花写错了吧?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事吗?一代明君唐太宗真会做出这样反复无常的混账事吗?不是拿人民血汗和国家财产开玩笑吗?然则，不仅《资治通鉴》，还有新、旧唐史均有载录，至于野史杂记就更不用讲了。无怪乎，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为“好名皇帝”、“作秀皇帝”，真是“好”、“作”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了。说他不听谏言吧，他当即奖励了戴胄，你说他真心纳谏吧，他又我行我素“营造”不误，你说他假纳谏吧，他把造好的宫殿又马上毁掉。最可疑处是他撤免了遵照他的命令进行“营造”的大匠窦琎，难道说以此推卸责任，怪罪窦琎就可以掩天下人耳目吗?唉，这个唐太宗，真不知道让人说他什么好。

　　肃贪之“怪招”

　　贞观六年，春。

　　右骁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不久这个受贿问题暴露并被举报给太宗，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朕与他共享国家府库的资财，可他居然如此贪婪。”太宗说罢话，仍以其曾有功于大唐，不仅不予以惩罚，反而在朝廷上赏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当时，有大理寺少卿提出反对意见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为什么还要赐给他绢帛呢?”太宗听罢，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如果长孙顺德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他的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惩罚;如果他不知羞耻，则不过如一个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此间，英明的唐太宗居然将法律惩治与道德自律混为一谈，甚而用道德说教取代法律处罚，反而去“奖励”贪污受贿之徒，此言此行确为亘古未闻的肃贪“怪招”。至于，他的这个“怪招”效果如何，司马光未加续说，我们也不必妄加猜测。不过，只要看看而今眼目下，层出不穷的种种贪污受贿腐败案件的行状，即可断言：唐太宗“此招”不灵，“此言”差矣。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番“想当然”的昏话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博得一个宽仁“好名”，却枉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