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
三、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推进，为赢得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作出重要贡献
陈云的稳健、成熟使他在党内逐步脱颖而出，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倚重。红军四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金沙江，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指挥部队上船。红军仅凭六条船渡江，行动神速有序，用几个昼夜的时间全部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在这几个昼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过眼”。(《陈云文集》第1卷，第15页。)北渡金沙江的成功，使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追兵，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在指挥渡江的过程中，陈云再次显露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办事的周密和稳妥，受到中央领导层普遍认可。过江后，陈云“曾几次奉中央命往来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1936年7月2日陈云自传。)。刘英回忆说：“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刘英：《我所知道的陈云》，《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陈云还受命短期兼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政治局会理扩大会议后，红军短期在此停留休整。期间，陈云指导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萍，发动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抗捐军。在冕宁县城陈云协同周恩来召开有当地干部参加的总政地方工作部会议，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为组织抗捐军，召开千人大会，当场就有四五百人报名。由于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50余人。此事引起陈云对“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的深刻思考。他分析四川的阶级状况和群众基础后明确指出：依据四川群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要求，可以大大发展抗捐军组织，必须纠正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红军飞夺泸定桥、进入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据陈云回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文集》第3卷，第505页。)受命后，陈云快速作好出发准备。在离队秘密赴沪之前，陈云将在会理附近从事群众工作的思考，以《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为题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第92—96页。)这篇文献反映出陈云不仅已具有超强的组织、执行能力，且思想深刻、敏锐，文中关于群众武装斗争的思想、关于利用统一战线扩大共产党力量的思想，已完全从“左”倾错误思想的轨道脱离出来。
在党组织安排和掩护下，陈云7月上中旬抵沪。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调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疯狂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到沪前后，情况进一步恶化。陈云从报上看到，自首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个之多，在上海恢复党的组织难以进行。通过党的关系，陈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受命赴苏;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七大8月20日闭幕。陈云到后，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10页。)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因中央红军过湘江时唯一的一部大功率电台被毁，党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王明、康生利用中外报刊相关报道，对党和红军情况的介绍肤浅而不全面。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长征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并夹杂着“消极悲观情绪”。(罗燕明：《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曾展出过一幅中国红军战士身着破衣烂衫的宣传画。这幅画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了解的不准确。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依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展示的红军宣传画不真实。“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陈云文集》第1卷，第9、33—34、34、13页。)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了解。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陈云之后，1937年夏、1938年春，中共中央又派王稼祥、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以赢得共产国际进一步支持。1938年6月和9月，共产国际先后以文件形式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550页。)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回国转达：“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战胜张国焘、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在党和红军从濒临危亡关头，到逐步走出险境，艰难迈向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为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陈云在共产国际还发挥了一项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验证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联系的真实性。自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双方一直为恢复电讯联系而努力。在共产国际1935年11月派张浩带回密码本后，中央即开始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经过一段努力，通讯准备工作就绪，在首次联系时，双方都需要验证对方的真实性。共产国际让陈云承担这项任务。陈云在离开长征队伍前，刘伯承为掩护他，曾给友人和胞弟写过两封信，藏于竹皮暖水瓶底部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央领导层极个别人知道。故陈云在首次通讯中机智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里面了。”由此确定双方电台联络的真实与可靠，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顺利恢复。(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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