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执行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同意,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在审讯中,陈兴林承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得知了事情的由来。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一当就是9期。训练的内容除进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

  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内应外合。熟悉这些潜伏学员的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刚刚成婚的妻子,他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对此,保安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但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感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潜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重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陈泊认为,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清楚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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