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建文帝朱允炆失踪之谜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

　　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