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征铨曾无数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峡谷的上空,用桥梁把对立千百年的两岸连接起来。但他知道,有时“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间,与人搭起桥梁更难。
桥梁上的好时光
高征铨的一生,由各种各样的桥连接起来。
他说自己“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天津永和桥”,参加这个工程时他36岁,工程从启动到竣工,用了10年。也正是这10年间,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密。到了前年,在北京三元桥改造工程现场,这位75岁的老工程师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只用43个小时就完成了换梁,“旧桥变新桥”。
他还记得,1987年,自己参与建设的天津永和桥通车时,这座主跨260米的斜拉桥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到1995年,当他作为“首席技术顾问”站在铜陵长江大桥上合影留念时,脚下那座斜拉桥的主跨已经达到432米。再到后来,这个数据动辄就达千米。
铜陵长江大桥。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造桥的速度更快、雄心更大了。在这片国土上,近40年来新建的桥梁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桥梁总数早已超过了美国。“最长、最高、最大、最快”的纪录也不断被写进世界桥梁史,全球超过一半的大跨度桥梁都在中国。作为桥梁专家,高征铨完整参与了这场“大发展”。
不少人为这样的速度和规模欢呼雀跃,但在高征铨看来,在这样的高速前进中,有些事情也需要“慢”下来。
在三元桥改造工程中,很多人想创造出新的纪录。有人提出在12个小时内完成换梁,有人经过精密计算,得出了7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工程的结论。
高征铨一直坚持把工程时间设定在48小时内,“在对交通造成可控影响的情况下,留出冗余时间。”但最后工程指挥部还是对外宣布,改造工程会在24小时内完成。
施工中,每个模块的负责人都给出了自己最精确的数据,不允许有半点差错,“都很相信自己”。但这些数据组合到一起时,因为太过精确,忽略了实际工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导致了电脑“转不过弯”,最后造成死机。
“桥梁移到一半,整个液压系统全部停止工作了,最后手动操作硬把桥梁挪了出来。”高征铨说。
最后,因为多种没有预料到的原因,三元桥用了43个小时完成了“旧桥变新桥”。
这依然让全世界为“中国速度”震惊,在很多人眼中这几乎是不能可能完成的任务。
“什么事都要留出宽容度。”高征铨为这个工程捏了一把汗,“凡事都要留空间,否则最后就会顶牛。”
高征铨在三元桥改造工程现场
对高征铨来说,消耗自己10年“最好时光”的天津永和桥也造就了他最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为了这座桥,他每天都要跑去中关村,学习在重达两吨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计算软件SAP5。
当时已经出现微型计算机,但是大部分工程软件还只能在笨重的大型计算机上运行。大型计算机很少,每天都有人排队等着使用,轮到高征铨时往往已经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了。
后来高征铨组织团队,研究把SAP5移植到内存只有512Kb的微机上。为了这项技术,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计算数据。
“草纸能堆满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高征铨伸开胳膊,比画出房间的大小。
移植成功后,永和桥的计算速度和精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时,建造永和桥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等永和桥竣工时,高征铨也掌握了一套斜拉桥的建造理论。
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高征铨感到一切突然都“快”了起来。从1992年到2000年,他在工地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还记得有一年,广东省同时开建了4座特大桥。
这让他感兴奋,“赶上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才能的时代”。
他慢慢发现,工地上的技术指挥人员越来越年轻,有些人“大学毕业两年就去主持修桥”。再到后来,几乎每条关于大桥的新闻标题上,都会出现“最”或者“第一”的字眼。
“现在我们敢说自己是桥梁大国,但还不是桥梁强国,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体系还是落后的。”对于中国桥梁创造的各种世界之“最”,高征铨认为那些个别指标的提升并不能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到2015年年底,在中国已建成的近80万座公路桥梁里,有7.96万座危桥。这意味着,平均10座公路桥里,就有1座处于“危桥”状态。
相关统计显示,自2007年至2012年间,国内有37座桥梁垮塌,18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这些垮塌桥梁中,近六成为1994年之后所建,桥龄还不到20年。
“我国桥梁的使用寿命,除少数重点关注的世界级特大型桥梁外,绝大多数桥梁质量没有与工程造价的增长成正比,有些桥梁建成没多久就出现大修,有些通车几年就重新进行桥面铺装。”一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最开始工作时,高征铨也被各种“赶超”“跨越”的口号感染过。为了提高工程速度,他把各种指标都控制在临界值。他甚至为了“给国家省点钢材”,搜索自己学习到的每一处知识,想要“抽掉任何一根还能抽掉的钢筋”。
如今,他却感叹“维护桥梁的工作量太大”。常年担任工程顾问的高征铨说,在工地上,自己“既有技术工作,也有人文工作”。
1993年,在广东虎门大桥的施工现场,工人在清理工地上的密林时,发现了虎门的古炮台。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要求停工,要先完成考古工作后再复工。
当时虎门大桥是广东省的重点工程,省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询问工程进度。
“当时他们(工程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头号工程’,什么都挡不住。”高征铨回忆,“每次文物专家来工地时,双方都是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征铨,曾经目睹过自己童年时经常在上面玩耍的城墙被拆除,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当即决定,“不能再一次对不起老祖宗。”
“文物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遗存,在现场,必须尊重文物专家,要耐心听他们的意见。”高征铨后来被授权负责与文物专家接触协调,他规定在谈判现场,工程方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发言,“其他人一说话老是觉得自己是重点工程,但是你必须深刻理解对文物有那么深厚感情的专家,他们真是把那些文物当成自己的命。”
即使已经过了20多年,说起这些事高征铨还是用手指敲着桌子,摆着头闭上眼,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最后,双方达成了“先考古,后施工”的方案,为此工程停了18个月。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高征铨碰到了来拍《鸦片战争》的导演谢晋。他告诉谢晋,“那些文物专家就像‘前清遗老’,但是我敬重他们。”
工地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高征铨都第一时间出现在冲突现场,从中协调。他还把自己形容成工地上的“黏合剂”,任务是把工地上的每一个部分都联系起来,形成凝聚力。
高征铨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个造桥工地,他的足迹遍布从鸭绿江到珠江的大部分国土。在数不清的旅途里,他忘记过带老花镜,忘记过带换洗衣物,但他从没忘记过带上那堆又大又沉的行李:一台照相机、两台彩色打印机和整箱的相纸。
他把镜头对准了工地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指挥部里的总工程师,还是被汗水浸透衣服的普通工人,这个参与许多知名工程的桥梁专家,都会给他们拍上一张照片,然后打印出来,送到他们手上。
很多次,在被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包围,空气里到处都是柴油燃烧味和钢材火星味的工地里,高征铨感到“所有人都像机器一样冷冰冰”。他想通过照片,给用数字衡量一切的工地带去一丝温情。
为了拍照,他每天凌晨就到已经选好的地点等待,那是“工人们的必经之路”。他希望为每一个工人都留下一份纪念,“每个人都拍上七八张,选最好的一张给他们。”
工人流动性大,有的两三天就离开工地。高征铨会把拍下的照片当天就打印出来,印上他们的名字、工程介绍,然后交给他们。
“盖一座桥要把大家的心拧在一起,让他们有参与感、荣誉感。”高征铨说,他会尊重每一个参与工程的人,“每一个工人都是一座桥梁百年寿命的关键点,用照片把他们的记忆留下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为了给工程参与者拍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征铨已经用坏了十几台照相机。
三元桥改造工程时,他提前把所有的工程文件、施工规范规整成一份操作手册。他“几乎两个晚上没睡觉”,把数据又对了一遍。然后把这份140多页的彩色手册打印出来,发给了25位现场指挥人员。
这些手册都是“定制版”,高征铨会把在手册扉页印上某个人的名字,“让他觉得自己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
“一些年轻人很奇怪,这个老头整天不睡觉,盯着打印机干什么。”高征铨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为了把这些手册及时发到指挥人员手中,日夜不停的打印机报废了两台。
就连在现场指挥交通的交警,工程结束后,都收到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送来的礼物:一本印有自己姓名的“操作手册”。
高征铨曾无数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峡谷的上空,用桥梁把对立千百年的两岸连接起来。但他知道,有时“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间,用这些相片和操作手册与人搭起桥梁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