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条例原文，这6种情形概括起来包括：
——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
——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
——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
辛鸣表示，条例从6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7种问责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不同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
条例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对象，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共7种问责方式：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3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4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
谢春涛分析指出，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经常使用，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
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谢春涛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规定问责时限 实行“终身问责”
条例：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辛鸣认为，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可以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
“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辛鸣说。
此外，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对此，谢春涛表示：“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才能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相关专家最后指出，作为一部党内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而原则的规定，目的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细化问责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留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