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在这里住了十年，周围人谈论起他们却显得陌生。
紧挨着杜应伟房间住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孩子。她是贵州人，今年二月刚搬来，也在永康打工。
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邻居已经消失一个礼拜了。更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她试探着问，“他……怎么了?”
年轻女人看到过杜应伟下班回来，匆匆洗个澡，穿着警服出门。她不知道他是去干什么，也不去问。她不喜欢跟他说话。
六七十岁的房东太太也撞到过杜应伟穿警服，疑心起来问他，杜回答说，“这个衣服穿起来好看!”
“我有时候感觉他脑袋不好。” 年轻女人很不好意思地回忆，“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很怪，每天上班脏成那样，我觉得他洗不掉”。
杜应伟的堂外公郑绍红住在杜家对面，他是唯一一个跟杜应伟走的比较近的人。说到杜应伟，郑绍红很激动。
“又懒。又恶心。又脏。”郑绍红总结道，他认为这是没人搭理杜应伟的原因。
夏天，杜应伟有时一连几天不洗澡。郑绍红看不过，每天催他——杜应伟不听父母的话，但有时还能听进郑绍红的话。
杜应伟也不刷牙，“他说他牙很白，我说你恶不恶心人。跟人说话，都有气味。”说到这，郑绍红补充了一句 ，“他跟一般孩子不一样，脑子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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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抓前一个月，8月1日是杜应伟17周岁生日，没怎么庆祝。母亲郑祖琴说，全家人从来都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他们也说不清杜应伟的生肖。
17年前，杜应伟出生在云南镇雄山区，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和大他五岁的姐姐。
两岁时，杜应伟因肠梗阻动手术，麻醉注射太多伤到大脑，父母曾带他看医生，医生说没有问题，但父母坚持认为，他连简单的数学加减“20+25都算不了”，脑子坏了。
家里穷，每人只有五分地种植玉米。父母为了给杜应伟挣钱看病，跑到600公里外的昆明工地上打工。但一年下来，只攒到3000元。当时郑祖琴的哥哥在永康做焊工，郑祖琴便跟着丈夫一起离开家乡，来到永康。
杜应伟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和外婆生活。在郑祖琴的印象里，儿子成绩不好又调皮，经常跟人打架，她常接到老师电话，被告知儿子又惹事了。
杜应伟二年级时，奶奶病重，无法再照顾他。父母担心当地一些人贩毒，儿子留在家里，也会走上这条路，就把他带来了永康。
郑祖琴只读过半年书，杜向成是小学学历。十几年间，他们在永康的各个工厂间流转打工。教育孩子这件事让他们深感无力。
每次被“叫家长”，郑祖琴都要跟老师赔礼道歉，然后恳求，“你给我带一下，我这边打工很不容易。”
五年级时，杜应伟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父母花了很长时间还清一万多元的诊疗费。问到打架原因，“我们问他，他也不说”。
再过不久，没等小学毕业，杜应伟就辍学了。他读不进去了。
同村一个大伯在贵州毕节开饭店，2014年11月，杜应伟去了那个饭店打工。
这期间，父母很少跟他联系。“他在那里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他在那边的经历”，杜向成回忆，和儿子偶尔通个电话，也只是问他是否听话。
在毕节时，杜应伟百无聊赖，想找“当老板”的感觉，于是用手机百度到一家做假公章的商家，以100元价格购买了公章“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镇雄公司”。大伯曾开过长途客车，杜应伟记住了这个公章名字。
他还弄了个“三栏分类账”本，在上面写字盖章，然后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密码箱中。这成为他生活的乐趣所在。
去年大伯的饭店倒了，杜应伟回到永康，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父母问起他在哪里工作，他不告诉他们，也不愿意带他们去。
17岁的杜应伟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大约只有5、6年。他们很少交流。当问到他们平时聊些什么?堂外公郑绍红毫不客气地说：“聊个屁啊!我们一天不是打就是骂!”
父亲杜向成黑黑瘦瘦，个头比妻子还小。他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杜应伟买警服穿，杜向成骂他，但他不听。“我说不能搞，会坐牢。他就说：我会去坐牢!”
忧心忡忡的杜向成趁杜应伟不在家，偷偷地拿走他买的警服烧了。杜应伟回家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买了套新的。
“我们跟他讲事情，他不听，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 母亲郑祖琴为没能管教好孩子而自责。当她出现在看守所时，脸上满是紧张和焦虑，虽然才42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苍老。
最初来永康，郑祖琴和丈夫都在工厂生产健身器材，工资一个月1200元。现在她在工厂做锅，一个月工资3000元出头，杜向成则在一家工厂做圣诞节饰物，生产大红大绿，喜庆热闹的小物件。
但热闹是别人的。夫妻俩打算再过四五年就回云南。在永康待了十来年，他们始终没有归属感，“一般都是上班，回来吃饭，关门睡觉，不跟人说话。因为又怕惹事，又怕打架”。
郑祖琴跟年轻女人曾因为使用厕所这样的小事而吵架。她觉得住处人多眼杂乱的很，不敢交往过多。他们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赚钱养家，别无他想。
杜应伟也从来没带过朋友回来。郑祖琴说，他不敢带朋友回来，带回来他爸会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