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成政府传声筒
日本政府和官方的上述措辞高频出现在日本主流媒体上。共同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说，很多日本记者私下感叹“不在稿子里加入批判中国的评论，稿子就通不过”，并且这“不是来自上司的命令，而是记者的自我审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已经常态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安保甚至航天等领域的任何动向都被恶意或夸大地进行解读。如去年10月中国成功发射“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产经新闻》立即以《世界警惕中国军事利用加剧》为题进行报道，其他日本电视台和报纸也持类似论调。即使是以前被认为较为客观中立的一些媒体也陷入这一怪圈。比如去年12月25日中国航母辽宁舰通过宫古水道一事就被日媒扯上“战略”进行了大幅渲染报道，《朝日新闻》也评论说“中国防卫能力增强……(此举旨在)撼动特朗普……牵制台湾”。
日本媒体对于政府安保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批判精神也在渐渐丧失。冈田充指出：“媒体原本有设定议题的权力，但现在在某些方面却放弃了议题设定权，在政府设定的台子上进行议论。”“不对政府发布的观点进行充分验证，就像鹦鹉学舌一样(传播出去)，使得言论空间渐渐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与战前差不了多少。”他表示，在岛屿问题和中国军事问题上，这种倾向尤其在加速。“对于安倍政府来说，这是一鼓作气实现修宪的良机”。
关于外务省收买英国智库散布中国威胁论一事，日本媒体完全没有报道，仅在某些论坛上有网友提及，可见日媒选择了屏蔽此事。
2013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为军事化博取同情
日本政府和媒体炮制和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是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军费在财政大幅赤字的背景下五连增，以及修宪势力蠢蠢欲动。可以说，渲染中国威胁论是日本政府推动政策通过，并为原本不得民心的政策争取同情的一大法宝。
一位曾供职于日本某主要媒体的自由撰稿人对记者说，新安保法审议之前，外务省披露中国在东海“新设12座开采平台”并公布航拍照片。“当时一位要求匿名的外务省官员明确对记者说，‘这是官邸布置的作业’。”
在新安保法审议之前，为了推动日本民众对安保法案的理解，安倍晋三亲自上日本电视台节目甚至互联网视频平台节目进行解释，但越解释，法案的矛盾就越突出，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就转而宣传中国威胁，煽动危机感。
中国问题专家、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指出，在2015年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审议新安保法案期间，安倍引用了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的一个实际在算法上玩了猫腻的数据——“27年间(1988年到2014年)中国防卫费增至41倍”——来渲染中国威胁。原来，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为了夸大中国威胁，选取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各国军费数据库的权威机构)的中国国防费起始数据(1989年数据)前一年的数据来做比较，并且将地方转移支出也算到了防卫费里，这使得根据SIPRI数据从1989年到2014年约增至30倍的中国军费跳升至“1988年到2014年增至41倍”。
事实上，根据SIPRI的数据，中国军费的增长并不及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按照人均来看，2014年日本的人均费用为360美元，中国只有155美元，不到日本一半。所谓“军费膨胀”等根本不能作为“中国威胁”的依据。
然而通过鼓吹中国威胁，尤其是军事威胁，煽动国民的危机感，制造借口，安倍政府已经挣脱了“专属防卫”的束缚，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并进一步迈向修宪。
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议席。民调显示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新安保法的选民过半，但为何会出现上述结果?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某大学政治学教授指出，在野党不成器，以及小选举区制度这样的技术性因素固然也是原因，但安倍政府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得到了相当的渗透，以及在野党没有在安保法制的审议中就“中国威胁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充分的质询，是出现上述结果的深层原因。
与之互为表里的是安倍的“地球仪外交”，对美国更加亦步亦趋，在与中国存在岛屿争议的国家大肆撒钱，四处谋求构建“对华包围网”。
村田忠禧认为：“作为邻国，日本会受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的巨大影响，不应简单地被‘威胁论’冲昏头脑，而应看清时代潮流，根据事实，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