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性别歧视文化：如果一位女考官，因为某个男考生“声音太过洪亮，嗡嗡嗡听得头晕”，或者“身材太健壮，还有汗味，让人分心”等原因，大叹自己“也是个人啊”，“根本不记得问了他什么问题”，“不记得他回答了什么”，导致对方落选，一定会被公众舆论一边倒地斥为“不够格”，“不配做考官”，甚至上升到“女人就是不配做考官，太花痴太情绪化”的地步，而男性这么说，却容易收到“怜香惜玉真性情”的评价。这是性别歧视的文化的双标：男性要的不是“做个人”的权利，而是“做个特权人”的权利。
性别歧视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人很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女权议题。移风易俗，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性别歧视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改变，有某种决定权的上位者，可以因为性别偏见而不录女生，也可以为了剥削女性性资源而录取女生，选择前者时可以用后者撇清，反之亦然，甚至可以因为“你太美会让别的同学分心所以不能录取”来拒绝，解释权都在权力本身，而没有原则限制，当事人也不用为自己的歧视言论和行为付出任何代价。
而我想要补充的是，就像@老晴表妹所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在公共领域发出不当言论并妨碍机构机会平等的这些人，付出实在代价，这种糟糕局面才有可能改变。”
如何限制畸形的权力?我要说到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其实质是务实妥协的产物，完全不是普遍以为的“极左圣母”，而是相当保守的一种平权策略：和“实质正确”相比，你要“实质正确”，就免不了“诛心”，“审查”，“狠斗私字一闪念”，而“政治正确”，却限定了对歧视进行追究的范围，你可以自己想，也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贯彻，但在工作场合，需要符合该单位的条款，不能有歧视的言行，也就阻止了此类想法的回荡和正反馈。
举个例子说明“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你到学校考试/单位应聘，面试官是个性别歧视者，这你没有洗脑超能力你就改变不了。如果学校有“政治正确”的反歧视政策，他仍!然!可!以!拒!收!你!但他不能公开在评估里这么写，因为你胸大/胸小/太丑/太美/是女人不行/女人应该早嫁人所以不录取是为你好，他必须绞尽脑汁找出其他合理的拒收理由，比如你专业课成绩差，面试表现不佳等等，那么，这就给日后调查投诉调查提供了依据，比你专业课，面试表现更差的考生，是否被录取了?如果被录取，此人就会被追责，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他也不能公开和其他性别歧视者一起发表此类偏见，否则也有被追责，被追问其职业能力的风险。如此，性别歧视的受害人范围就被控制在最少，而且有据可依，可以投诉。而现在，性别歧视话语和行为大范围震荡，反馈，认同的群体把这当作金科玉律，要求面试者和求职者来适应，或者被迫出卖色相，或者在“女人就是不行”的偏见下无从反驳追究，这就是同样有性别歧视文化，有“政治正确”和没有“政治正确”的区别所在。
有人把这种限定当作对歧视者言论自由的侵犯，但乔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学，他在海外时，私生活中歧视，受到美国言论自由的保护，你只有鄙视，无法奈何他，但他如果是大学的教职员工，就不能说这样的话，也不敢说，说了会有巨大的麻烦，因为那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不职业，不伦理，是对单位利益的凌驾，改写和侮辱，会丢工作，职业声誉全毁。
最后，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除了在文化层面上要对性别歧视进行批评要限制畸形的权力，除了呼吁国家立法之外，还应呼吁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共教育机构，制定单位内部的反歧视政策，组成反歧视的高校联盟或者协议，在机构内部“零容忍”，或许能分化出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高校，因为学校选择考生，考生也可以选择学校，如果任由乔木这样的教职员工随意滥用其手中的权力，把个人趣味凌驾于机构利益之上，那么机构将面临公关灾难，声誉受损，生源流失，长期积累崩垮的巨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