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世界将要面临这十大挑战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挑战之二：美俄关系能转好吗?

　　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务实派都对此存疑。但美国的新总统作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俄罗斯不构成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议题的长期威胁，因为俄罗斯无力挑战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 —— 但中国的崛起确实对此构成了挑战。

　　此中也有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涉及俄罗斯的美国情报丑闻，是否会导致特朗普政府开始“纠正”目前外界广泛预期的美俄关系正常化进程。

　　如果“正常化”进行下去，我们则应一方面仔细观察特朗普已经开始规划的，关于“以解除制裁换取与俄罗斯达成新的核协议”等交易;另一方面看其结束叙利亚战争和更有效地处理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挑战之三：中美关系的未来

　　就任美国总统前几个月里，特朗普先后就“一中政策”、“南海”、“朝核”、“网络攻击”和“贸易和货币操纵”等五个核心问题对中国发难。

　　与以往不同，这些咄咄逼人的言论超越了选战本身。尽管双方已有接触，但这些问题在特朗普执政之后仍不明朗。当然，特朗普上台后首次与习近平先生通电话表达出一些缓和信号。

　　问题在于，若美国当真就“一中政策”大做文章，逾越政治门槛，以此威胁中国在其他议题上作出让步，中美关系可能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跌入“深水区”。众所周知，“一中政策”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奉行的根本原则，但特朗普此前似乎只将“一中政策”看做可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

　　此外，我还担心两国外交机制对冲突升级的管控能力，因为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影响正常关系的理性管控过程。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有着解读美国大众政治情绪的敏锐耳朵，可能在不断增长的长期反华情绪的风口浪尖上做弄潮儿，这种情绪跨越了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所有要素。而这种情绪也可能远远超出外交政策精英的想象范围。

　　挑战之四：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战略三角关系的未来

　　特朗普对俄罗斯和中国双方的政策偏离是历史性的。一方面，特朗普一直坚持“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将俄罗斯确定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颠覆了1945年以来美国总统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也旁证了他的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

　　所以说，未来一年中巨大而未决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是否会看到特朗普激烈的政策立场变化，导致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框架——即中美战略通融反对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敌人前苏联——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会使普京在与北京的交往中得到新的政治和战略机会吗?我们要考虑到中俄关系中的一些因素，包括俄罗斯对其远东地区战略脆弱性的认识，以及中俄在中亚战略影响力“大博弈”的延续，以及俄罗斯希望中国加大对其资金支持而未得到满足 —— 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中俄关系天平存在某种不平衡。

　　第二，如果俄罗斯试图朝着扩大对北京战略偏离的方向前进，中国将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来制止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这种战略调整?

　　第三，普京以敏捷外交著称，他很有可能会寻求将俄罗斯置于一个与北京和华盛顿等距的战略“摇摆位置”。这些都在未来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三角关系中构成了若干的，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言“已知的未知数”。但简而言之，1972年后的中美俄战略秩序的最基本部分的确已经不再固定，而开始流动。

　　挑战之五：朝鲜及其核野心

　　我认为朝核问题是亚洲今年面临的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没有之一。这个判断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包括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公开陈述的目标就是直接核威胁美国本土，而美国军方也已经在以“朝鲜具有此战略意图和核打击能力”为假想进行准备。

　　当下对朝鲜的制裁以及外交孤立显然是不足够的。下一步的核心在于中美能达成应对朝核问题的战略协议，形成可以牵制朝鲜的新战略筹码，并重启对话。纵然朝鲜以及美国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对此可能不满，但新的战略筹码是至关重要的(哪怕不能立即重启对话)，因为其关乎区域安全的根本，也关乎着世界安全。

　　挑战之六：全球贸易和经济秩序的未来

　　如上所述，特朗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然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了对历届美国政府自1944年关贸总协定缔结后一贯政策的历史性背离。

　　如果我们接受“战后全球贸易一直是全球经济不断增长、贫困减少和个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贡献因素”这一逻辑，那么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必须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