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是清朝泼的污水吗？

　　明朝遗民对张献忠的痛恨

　　说起清朝，自然有着诬陷张献忠为自己合法性正名的动机。不过作为明朝的遗民，尤其是出生在四川经历过张献忠时代的明朝士子显然不具备这个动机。那么这些明朝遗民是怎么看待他的呢?我们以《蜀难述略》的作者沈荀蔚为例，其笔下的张献忠简直就是魔王一般。“以火攻陷重庆府，大杀。次日悉断民右手”，在攻陷了成都后又“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①。或许是因为杀孽实在太重了，在准备杀死被俘的巡抚和知府等人之时，天气忽变雷雨交加，张献忠愤然说“我杀人与天何涉?”然后“以大炮向天丛击之”。中国人崇尚天人感应，古代甚至会因为日食让重臣辞职乃至君王罪己，可以说按古人标准张献忠已经可以下十八层地狱了。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记载中隐含着的愤怒情绪，明末的四川人尤其是士人阶层为何如此痛恨张献忠?仅仅只是因为家乡被屠杀的关系吗?原因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要说起屠杀，清军也在干但是明人准确地说是掌握着舆论的士人阶级对清朝的仇恨却远不如对张献忠的。这是为何呢?答案出在对士子的态度上。清朝虽然剃发易服让明朝士子丢尽颜面，但是人总是往前走的，在最初的抵抗慢慢地过去后，只要新生的王朝重新开启科举，最终总会被士人们所接受。而在保存中国文化的角度上，科举实行已有千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了。从实用角度来说，儒家向来强调精英治国，开启科举重用士人无疑也是接受了中国文明的体现，是开化的象征。但是，由于张献忠的流寇出生却让他比之汉化以深的女真人更加缺乏对中国精英阶级的敬畏。由于彼时南明朝廷犹在，中国士子心中的“正统”依然健在，这就导致了张献忠很难真正地掌握士子之心。而当时的士人不仅仅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由于中国传统的“乡贤”模式到了乡镇一级甚至可以比中央的号令更加管用，事实上清军南下抵抗最为激烈的也是这批人。但是和清军恩威并施的措施不同，张献忠对于“成都百里之外，耕锄白梃，皆与贼为难”②的情况显然没有足够的手腕去应对。于是，他想到了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方法，一个字--杀。更为要命的是他是借着举办“特科”之名将人诱骗过来之后，将他们一并杀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屠戮士子，“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人，尽杀于青羊宫侧”③。唯有《蜀乱》的作者欧阳直由于年龄尚幼，得免于已死让他去军中干文书。不过这件事也让他印象无比深刻，也难怪他用“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④来暗喻张献忠是“天谴”了。

　　中国文人有夸大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谎言

　　中国文人向来有夸张的传统，尤其是亲历者难免有着感情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梁启超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他不评价清末政治动乱，因为作为亲历者，更是新政核心人员之一，说话再克制也会有感情色彩。加上中国文人向来有夸张的传统，例如“投鞭断流”“挥汗如雨”等我们今天一看就知道违反物理常识的记载往往也是史不绝书。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事情就会难免会被夸大。例如上文所说的大慈寺屠杀士子五千人，到了康熙年间就变成了“自进士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⑤。值得一提的是，赫赫有名的杀六万万也是出自同样原理，最早的出处是《后鉴录》⑥，其作者毛奇龄曾在南明鲁王麾下工作过。而明史最后定稿于乾隆年间，作为前明官员的原话自然备受满清信任故而收录于《明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