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杀妻案疑云：妻子是偷情还是偷文件？

　　刘光宇讲述的，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杀妻内幕。

　　原来，张灵甫当年并非因为怀疑吴海兰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发现她擅自拿走了他的军事文件，却交代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烧。前面说过，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疑神疑鬼，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越发怀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换了别人，或许还有转寰的余地，偏偏刚从血肉横飞的前线回家的张灵甫，血管里还弥漫着随时会散发出来的杀戮的戾气，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加上当天心头已经郁积了一股邪火，极度的自尊和冷血顿时膨胀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深爱的妻子，只有“赤党”的疑犯了。据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吴海兰死在了丈夫的枪下。因为事涉通共之嫌，事发后张灵甫怕传出去有口难辩，便推说是感情纠葛。这是关于张灵甫杀妻案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所谓张灵甫学吴起杀妻求将之说的由来。联系到后来张灵甫被轻判的事实，以及刘光宇和他的密切关系，此说似也不像空穴来风。

　　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张灵甫对吴海兰的怀疑并没有寻获确凿的证据。但是，死无对证，张灵甫悔之晚矣。

　　案发之后，张灵甫并没有马上回到第1师，仍然若无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里。一天，有人在《西安日报》上投书揭发张灵甫的杀妻事件，他读后很是恼火，便向在该报当编辑的亲戚打听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来与前院的李氏姐妹有关系。因为是前后院的邻居，吴海兰生前与李氏姐妹常有来往，关系相当不错，她的离奇失踪，引起了她们的怀疑，也打探到了一点风声。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当时在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藩伯谈恋爱，周藩伯经常在周末用车来接她出去玩。张灵甫一听，觉得事情不单纯，他自忖此事虽然冲着他来，或许后面还有其他来头，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击中央军的声誉给蒋介石难堪。这一来，他便心知难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后果一定大为不妙。但是罪已铸成，一时间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决定先回部队避避风头，再作打算据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二

　　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他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杀人偿命，自古就是这个道理，女儿冤死女婿枪下，凶手岂可逍遥法外?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长途跋涉，气冲冲地从四川一路赶到陕西，打上张家的门来要人。张灵甫这时早已回了汉中的部队。找不到儿子就找老子，吴正有找上了张鸿恩。

　　张鸿恩是个本分实在的人，儿子儿媳妇回家来团圆，原本是一件令老人高兴的事情，谁知当天就在家里出了这等人命案子，盛怒之下的儿子过后一句话也不解释，铁青着脸扬长而去，害得老人在家心里七上八下。他明白这件事是自己的儿子理亏，无论儿媳妇有没有做错事，儿子拔枪杀人总是不对的。但是人死不能复活，儿子总归还是儿子，现在吴家的人找上门来了，做父亲的想息事宁人。张鸿恩拿出大把的现洋来好言慰抚吴正有，让他拿着做个路费，实际上算是对吴家的一点补偿，暗地里希望能够为儿子破财消灾。

　　银子收下了，吴正有的气可没平，他不甘心妹妹的一条命就这么打发了。于是，吴正有开始了艰难的上告历程。他先把状子递进了西安的地方法院，也曾到第1师的师部上告。但是人家收下状子之后，都没了下文。

　　吴正有在西安等了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任何消息，正不知如何是好，绝望之中突然想起妹妹生前参加过妇女协会，他就再次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那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十分为难。吴正有的状子，胡宗南是知道的，胡宗南本人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曾经庄重起誓要对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那些清教徒般的戒律身体力行，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讨小老婆，如今自己手下的团长惹出这种人命案子来，令他觉得有失第1师的颜面。胡宗南虽然赏识张灵甫的军事才干，对他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并不以为然。然而张灵甫打仗确实是很有一手，在第1师里是屈指可数的一员得力干将，胡宗南不忍心看着他年轻轻的就此毁了前程，张灵甫也可能以丢失文件为由为自己做过辩解，总之胡宗南当时就是护着张灵甫，拖着此事没办，还曾许诺来告状的吴正有，以收他入伍做副官为条件让他封口，但被吴拒绝了。现在蒋介石来了命令，胡宗南不敢再虚于委蛇了，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在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

　　张灵甫自知，自己仅凭一时的疑心就大发雷霆枪杀了吴海兰，追究起来没有真凭实据，总是罪责难逃，既然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如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些，说起来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胡宗南与张灵甫毕竟一个部队相处了六七年，对自己这个下属憨直的脾气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十分在乎自己的名声，既然表示愿意遵命服从，相信他一定言出必行。于是，胡宗南也不担心他会半路逃之夭夭，对张灵甫既不绑也不押，放心地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南京投案自首。张灵甫十分感激胡宗南的信任，也信誓旦旦，表示先回家处理一点家事，不日即一定起程去南京负荆请罪。胡宗南二话没说，竟同意放他先回家去了。

　　虽然嘴上豪气万丈，一想到自己因获罪而前功尽弃，原本大好的前程化为乌有，前途又是凶多吉少，张灵甫回家途中难免一路闷闷不乐。人在落魄的时候，身边家人的慰藉就显得弥足珍贵。

　　张灵甫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邢凤英正一手抱着已经从奶妈家送到乡下的女儿云芳，一手持勺耐心和蔼地喂小女孩吃饭。

　　此情此景，令相当大男人主义的张灵甫心里有一种刹那间的触动。眼前的这位村姑，自己从来对她不闻不问，她一直默默承受着他的冷落，替他在家照顾老父，甚至还为他悉心照顾他与别人结婚所生的孩子。面对如此温良宽厚的女子，张灵甫饶是铁石心肠，也不免生出几许感动和歉疚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经对王玉龄提及他当时回家时的这段感受。。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

　　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

　　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

　　在张灵甫刚收押的时候，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就和他的关系不错，有时两人天南地北的还聊得颇为投缘。典狱长当然知道一些张灵甫的案情，当张灵甫被初定极刑之后，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道：“这件案子的情况应该还有斡旋的余地，蝼蚁尚且惜命，你就此放弃未免可惜。”典狱长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向王玉龄讲述过自己的狱中经历。现在自然无法知道他找了什么借口为自己辩解，但是法庭显然接受了他的申辩，因为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

　　在等待案件复审期间，张灵甫闲来无事，在狱内也就是看看书练练字，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润笔颇多，有人要是喜欢，他就随手送人，坊间甚至有传言，说当年南京夫子庙一带有不少店铺的招牌，就出自他的手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灵甫在狱中反倒有得是时间面壁思过，修身养性，一场牢狱之灾，使得他以往心浮气躁的性子得以修练得沉稳了许多，以后很少再乱发脾气。友人来信慰问，张灵甫回函自嘲曰：“为杀妻室做楚囚”。

　　写字看书不过是打发时间，坐牢的心情总是落寞的。不过这期间家里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

　　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据他家人的回忆，之前南京曾派人去西安调查过张灵甫的情况，来人一走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之后张灵甫便获释回到了西安。也就是说，张灵甫的获释，并不是一般认为由于抗战爆发而与其他戴罪军人一起获得政府大赦，而是在1937年初就被释放了。

　　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对此事的一些评述，有人很肯定地判断说，是蒋介石徇私枉法，偷偷放跑了心腹爱将;也有人言之灼灼，说是胡宗南或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替张灵甫说情：“张钟麟这个人，打仗很有本事，不如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吧。”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嘱咐张灵甫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释放了。由于张灵甫后来的确受到蒋介石的宠爱，这些说法似乎有后事得以佐证，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这时的张灵甫资历尚浅，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还排不上号，他真正出道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还是在八年抗战的岁月。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攘外安内正忙得焦头烂额，还因为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灭陕北的红军，而被张杨扣留逼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工夫亲自为一个小团长特别费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评判上固然可以给他加一点负分，却并无依据。至于说胡宗南、王耀武等黄埔学长联名担保说情，则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杀人偿命总是国法，即使张灵甫属自首有从宽情节，凭什么从宽到只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呢?当事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按照常理，作为情杀案的凶手，服刑不满一年就获特赦关照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从刘光宇讲述的情节去推敲内情，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