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淮军营制的发源

　　李鸿章淮军营制发源于湘军，因此创建之初淮军也基本上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湘军一样，淮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是营,其具体编制如下:

　　步队：每营505人(含营官),设营官一名。分4哨,每哨108人，设哨官一名，哨长一名，每哨分8队，每队12-14人。加上营官的亲兵，全营共有38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此外又有长夫180名。

　　马队：每营511人(含营官)，设营官1名，帮办1名。分5哨，每哨102人，设正哨官1名，副哨官1名，马勇50名，散勇5棚，每棚10名。

　　此外又有伙夫长夫共81人。全营有马276匹。从同治二年(1863)开始，淮军改装洋枪，劈山炮队改为开花炮队，人数有所增加，步队每营加长夫大约700-800人不等。营，是淮军最大的固定编制。

　　营官以上即为统领，每个统领辖军少则数营，多则十数营以至数十营不等，无定规，全视该统领地位，实力而定。

　　从淮军的营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装备了近代火器，采取了西式训练方法，但淮军的基本组织结构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勇营的窠臼。与同时代西方的编制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编制在近代战争条件下的不利之处。(以下主要分析步队)

　　首先，在基层组织方面，缺乏排一级编制，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淮军中，营即相当于现代的营，哨相当于连，队(棚)相当于班。这些都可以在淮军和现代军队之间找到一一对应，但是，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现代军队中最重要的基本战术单位，也是培养基层指挥员最重要的岗位——排，在淮军中却找不到。

　　哨下面直接就是队了。此外，淮军中也没有营部的概念，一个营官竟然没有任何辅助他的指挥员，连个副营官也没有!更不要提参谋长什么的了。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淮军的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

　　一个700-800人的营，只有9名军官，不到现代军队的一半。这种编制，无疑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冷兵器时代，远射火力稀疏，主要靠步兵的白刃冲击，因此只有密集队形才能保证足够的突击力量。而这在当时的火力条件下也是许可的。

　　随着火器的出现和其威力的逐渐增加，密集的队形既不利于发挥己方的火力，同时又成了敌人的绝好靶子，慢慢走向衰亡。步兵的队行一步步趋向分散化。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与许多人想当然的想法相反，分散虽然是大的趋势，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尤其是在火器性能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过于前卫反而会出问题。18世纪末，欧洲的火器应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各主要国家均基本上实现了火器的普及化和制式化。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苏沃洛夫大元帅仍然提出了“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苏沃洛夫对武器装备进步的反动，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他对当时射程仅有60-70米，装填手续极其烦琐(俄军火枪兵的标准装填程序据说有十余步之多)，射速极慢的火枪认识极为透彻的缘故。因此，俄军并没有照搬普鲁士人的线式战术，而是采取了队形相对密集，利于白刃战的纵队队形。

　　实践证明，苏沃洛夫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俄军猛烈的白刃突击一度曾打遍天下无敌手。土耳其被大大削弱，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更几乎亡国。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军成为了唯一一支能与法国陆军一决胜负的军队。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前进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沃洛夫的论断开始过时了。但守旧无能的沙俄将领抛弃了苏沃洛夫“制胜的科学”的活的精神，而只记住了一些教条。

　　他们仍然机械的坚持着密集的纵队队形，而丝毫不考虑物质条件的变化。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事情发生了逆转。在使用新式火器，采取利于发挥火力的宽横队队形的英法联军面前，俄军的纵队往往还没有冲到敌人面前就遭到了重大损失，最终一败涂地。中国也有着与欧洲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从唐末就开始使用火药和火器，但其威力始终有限，没有能够达到取代冷兵器的程度。

　　事实上，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除了极少数的"洋枪队"之外,使用火器的质量与规模都远远不及18世纪末的俄国。“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论断对于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无疑适用的。因此，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借鉴得是数百年前戚继光的营制，采取以冷兵器白刃战为主，火器为补充的战术。

　　依然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一个哨的正面和纵深都不大，在这样的队形下也不需要士兵和下级军官发挥多大的积极主动性，有一两个军官足以应付了，又何必在哨下面又去分什么排呢?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是马其顿方阵的话，大概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一个军官就够用了吧。淮军源起于湘军，因此组建的时候也就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战术。应该说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这样的战术也就够了。但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沃洛夫的俄国处在世界火器发展的前沿，俄军火器的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因此他对于火器的论断在60-70年之内都是有效的。而曾国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就在他组建湘军的同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其编制和战术就已经过时了。

　　当清军遭遇到外国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立刻凸现出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改用洋枪洋操，他却没有看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战术与编制的关系。其结果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要么就是“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要么就是拉开了战斗队形之后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战斗意志，主动性都上不来，小部队的运用无从谈起“遇敌即败，败即逃”淮军营制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在于其上层组织。

　　大家都熟知西方各国的基本战略单位是师，更大的编制如军，集团军，方面军则是在动员之后由各师组成。然而，淮军中有固定编制最大的单位仅仅是营!

　　与西方相差极其悬殊。淮军没有更大的编制，作战是一般由各个统领指挥数量不等的营参战。各统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互不统属。而这些营一般都是由统领亲自募集，训练的。与统领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统领或者由统领指定的亲信，部队就往往拒绝服从命令，甚至鼓噪哗变。

　　由此这些部队就又有了“铭军”(刘铭传)“树军”(张树声，张树珊)“盛军”(周盛波，周盛传)“鼎军”(潘鼎新)等名目。(又称“铭字营”“树字营”等等)这已经颇有些“兵为将有”的味道了，也可以说是数十年后中国无数军阀的先声。这就带来了两大问题。首先，难以进行大兵团作战.一遇到大规模的战事,出兵动辄数万,达数十以至上百个营。如此庞大的兵力决不是某一个统领可以出动得了的。必须出动数军联合作战，而此时奉命节制诸军的统领却无法指挥他部,就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除了李鸿章，几乎再找不出哪个能被淮军各部普遍接受的指挥官。即使是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亦只自统所募铭军，并未兼辖别队",其他的将领就更不用提了。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由于李鸿章常常亲自指挥作战，这个问题并没有显得很严重。但是，当李鸿章位高权重，必须留居中央统领全局，而不能亲临督战的时候,问题就大了。甲午战争时，淮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奉旨总统朝鲜前敌诸军。他很清楚其他各军不会听自己的，于是再三请求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外交官接替自己。这倒并不是叶志超一定要讨好李鸿章，而是他看到李经方身为李鸿章之子，或者能够使诸将服从其命，作为总统当尤胜于己。

　　李鸿章最终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叶志超只得勉强从命。结果在平壤之战中，诸将皆不遵调度，平壤清军总共虽有35营之多，但叶志超所能指挥得动的只有本部6营而已。再加上叶志超又不是一个称职的将领，如此作战，焉得不败?接替叶志超总统诸军的宋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甚至要更加严重，因为他本是毅军统领，属于湘军一支，连淮军嫡系都不是，诸将自然更加不服调遣。

　　最终导致自平壤溃后，九连城之战，凤凰城之战，大连湾之战，旅顺之战，威海之战淮军战无不溃，一败千里。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高级指挥员的培养。淮军各统领辖军不等，如以一般情况的8,9个营计，则相当于师的编制。如果是较大的军又或者是如叶志超那样总统诸军，则指挥的部队可达20-30个营甚至更多，就相当于军的编制。从营到师，军这样大的差距，中间竟然没有一个衔接的层次。就导致各军的统领只能从营官中选拔。

　　众所周知,作为分队的营和作为兵团的师军，对于其指挥员的要求是大为不同的.一个营官只需要在很狭小的战术范围内考虑问题，其职权内的军事活动常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概只要下一个决心就可以了。而统领却是需要统筹全局的大将，必须拥有控制整个战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作为联系这两者桥梁的部队一级的组织--团，在现代军队中是培养高级指挥员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以苏俄为例，著名的军事统帅几乎都有长时间担任团长的经历，苏沃洛夫大元帅先后担任阿斯特拉罕团和苏兹达尔团团长达7年，其间写出了著名的"苏兹达尔团条令",奠定了他以后军事思想的基础，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担任团长时间更长达十几年之久。

　　可见，苏联的军事学术将营及其以下编制称为分队,师及其以上编制称为兵团，而将团独立出来称为部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遗憾的是，淮军中根本就没有团这个概念!其结果是，淮军中不少将领在担任营官时还曾经建立功绩的，一提升为统领立刻就显得不称职了，一遇大敌，往往一败涂地。淮军初建时主要将领另有来源，而且多经战阵历练,这个问题还不大。等到后期，老一代将领先后退下,一群当初的营官接替了他们的职位,素质就大为下降。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国家没有大的战事，营官们也不经战阵，往往是论资排辈式的选取统领，质量就尤其的差了.

　　甲午战争时，淮军的主要统领如叶志超，卫汝贵，刘盛休等人都是这样选出来的.而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具备担任高级指挥员的能力。整个战争中，淮军诸统领，除了聂士成一人之外，大都表现得十分庸懦无能，这与淮军的制度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淮军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统领制，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这是旧式勇营的痕迹。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国家很少发生大的战乱，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其主要职能已经变成维持治安，充当杂役，偶尔镇压一下农民起义或者少数民族的暴动。

　　根本就用不着大兵团作战,因此采用了镇戍制，兵力极为分散.于是，我们就常常可以看到一旦发生战争,清朝就得从全国调兵，而每个省所调兵力往往仅有数百或千余人。这就造成了在清军中，根本就没有大编制的传统和经验。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战争的规模较以前有了扩大。双方交战兵力常常可达数万以至数十万，但是，纸面上的数字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以太平军为例,虽然人数动辄数十万，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随从的饥民，属于乌合之众，真正的精锐并不多。史家一般认为陈玉成兵团的战斗力较李秀成兵团为强，但陈玉成兵团真正的战斗力也就仅仅是在于其几千，至多是万余"老兄弟"而已。

　　在曾国藩等人的领导下，湘淮军采取的是精兵战略.由于对手的精锐数量并不多，因此湘淮军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部队.像著名的“三河大捷”,其实长驱直入太平天国腹地的湘军李续宾部只有13个不满员的营，5000余人。偶尔几场大的主力会战，如安庆会战，天京会战,湘军投入的兵力达到了数万，但这不过是很少的例子，同一时间，最多有一两个战略方向有这样大的兵团。湘军的领袖完全可以亲临督战,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最激烈的战争时期尚且如此，此后的“和平时期”中，淮军的主要功能又恢复到了原来绿营的维持治安，其情况更可想而知。

　　因此，从传统和自己的经历上，淮军就没有感到过有建立较大规模编制的必要，而李鸿章也没有能够预见到将来可能面临的新的情况，于是就以过去的经验为满足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淮军的征兵制度，用个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国防动员体制。

　　组建大的兵团，并使这些部队真正的成为国家的军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任意调遣，组合成更大的建制，而不至于成为私人的部曲，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良好而统一的国防动员体制以及相应的供给体制。而淮军组建之时，正值战乱之秋，成军的地点又是清军，太平军，捻军和地方豪强争夺拉锯之处,完整的国防动员体制早已荡然无存。国家不能统一的给提供兵员，李鸿章与曾国藩也做不到。

　　同治元年(1862)，淮军建军之初,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加上曾国藩调拨的湘军再加上2营楚勇，拼拼凑凑只有6500人。仅仅两年之后,同治三年(1864),淮军就发展到一百余营,7万多人。这增加的部队是从哪里来的?就只能靠各个统领自己去招募。自己招募，自己训练，自己装备，自己指挥，许多时候由于国家财政无法支持还要靠统领自己去筹募军饷。再加上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在人们心中国家的概念若有若无,在许多人看来，当兵是为了“吃粮”,谁招募了自己，给自己发军饷,就听谁的。

　　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军队，很自然的只会服从自己统领的指挥。就如唐末的藩镇一样。战争时期淮军采取这样的征兵制度，应该说是由时局所迫,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