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清朝文字狱约为180宗 光乾隆朝就达69宗

　　诗文、史著成为“文字狱”的主角是有逻辑可寻的。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谓的“志”、“道”很难脱离政治，诗、文既要承担言志、载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险恶，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文字被曲解原意、无限引申，就成为罗织罪名的工具，很容易就演变成文字狱。史学方面，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丑行被公布，秉笔直书让其丢脸，犯其禁忌，也很容易发展成文字狱。

　　如果说诗文、史著发展成文字狱有逻辑可寻，那么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以祝皇帝生日快乐，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作则”(指统治者的言行为百姓所效法，即做天下人的榜样)是讽刺他曾经“作贼”(农民起义被称盗贼)。“作则”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丢了脑袋。

　　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文字”还有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字狱，由此可见文网之密。

　　而清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也让人触目惊心。民国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从清代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等档案材料中辑录65个文字狱的原始记录，共出九辑，其中前八辑所录的64个文字狱案件均发生在乾隆朝，只有第九辑收录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是雍正朝发生的著名文字狱。《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案件只是清代文字狱的一部分，后有人另外辑录5个乾隆朝文字狱，作为该书的“补辑”。这就意味着，档案文献留存较多的乾隆朝文字狱案就有69个。这仍然是不全的，收录较全的是郭成康、林铁钧所著的《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书中列举的乾隆朝文字狱案件约为140个。当然，那些不见诸记录的可能更多。即使以140个计算，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1735年到1796年，名义在位61年(另有两年虽然退位但仍掌实权)，每年发生的案件平均超过了两起，其中一些年份竟有六七起。除了乾隆朝，《清朝文字狱》列举的文字狱，在顺治朝为6宗，康熙朝13宗，雍正朝20宗，嘉庆朝1宗，光绪朝1宗。加起来，见于文献的清朝文字狱约为180宗。

　　清代对文字狱涉案者处罚之严酷、惨烈更是骇人听闻，难以想象。在文字狱的判词中，最常见的是“狂逆”、“悖乱”。在法律适用上，则是作为“大逆”罪处理。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有十种最大的罪，被称为“十恶”，排在第一位的是谋反，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大逆。凡犯谋反、大逆二罪者，主犯必处极刑，也就是凌迟处死，其男性亲属在16岁以上全部斩首，其余亲属给功臣家为奴。上述庄氏《明史》案中，庄家和参与该书编撰的有关人员被凌迟处死的有18个，被斩决的有好几十人，家属为奴的有几百人。其他涉及书的刻印、销售、购阅的人，包括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而被投入监狱的有两千余人。

　　清廷以“大逆”罪来处罚文字狱涉案者，在法律适用上是存在问题的。根据《大清律例》，所谓“大逆”罪是指“不利于君”的三种情况：“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用行动毁坏皇室宗庙、先皇陵墓、宫殿，这指的都是具体行为，属行为罪，与“文字”代表的言论、思想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清代皇帝也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实际上不仅以文字定人之罪，还定以“大逆”之罪。皇权专制集立法、司法于一身，皇帝口含天宪，独断专行，要求他们遵循法治原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文字狱是以言论甚至以思想倾向治罪。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与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尺。言论自由，不能只有说“正确”言论的自由，也包括有说错话的自由，只要没有实际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自然，以现代标准去衡量古代的专制君主，那是鸡对鸭讲，找错对象。但时当18世纪，在西方世界大步跨进近现代社会、公民言论自由逐渐得到保障的时候，在中国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却完全是另一种专制暴虐景象，皇帝可以随意地从臣民的“文字”中断章取义，罗织成罪，并以凌迟、枭首等惨无人道的方式杀人(雍正年间的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一案，为了起警示和恐吓作用，汪景祺被斩首，脑袋被悬挂在菜市口的大街上示众，直到十年后才允许取下掩埋)，而且还株连九族。这种地狱景象，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无法无天的典型象征。它在给读书人造成“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恐吓的同时，也戗害了读书人的灵智，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阻碍了社会进步，留给后人多少叹息与警诫!